作者：陈为正，近年商界兴起“王阳明热”，方兴未艾。

虽然王学提倡“人人心中有仲尼”，但看了王阳明的身世，你就知道，这个人有着常人望尘莫及的天分。

11岁时，他就纠正老师，天下第一等事并非“读书登第”，而是“读书做圣人”。15岁时，他写的诗就意象恢弘，充满哲理，“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样的人，你感觉只能仰望或目送。就像“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同样作为“立功、立德、立言”的楷模，曾国藩就比较亲切易亲近。一生信赖“拙诚”，绝对的中人之姿，用梁启超的说法是当时贤杰中“最钝拙”的一个，最后却靠着后天努力，成为“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这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生动样板与真实案例。

作为先行者，相对王阳明的望尘莫及，曾国藩是可以追赶或者接近的。而他也会停下来等你，告诉你：加油啊。咱之前跑得也慢，只不过后来跑得多了，也总结了些方法，才慢慢变得快了起来。假以时日，你也能跑得跟咱一样快。 前一段研读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言钞》，读得心有戚戚。

语录是语言的精粹，偶尔的灵光一现、妙得天机悟得佳句并不少见，但要系统性地出产“语录”，获得后世长久共鸣，则需要极强的洞察力、概括力和表达力。在我看来，曾国藩和毛泽东、鲁迅、李敖4人，堪称近代以来，中国金句界的“四大天王”。

我从《曾文正公嘉言钞》这本书里摘录了几句自己颇有心得的“嘉言”，不知你是否有共鸣？

谈立志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这是曾氏的人格三要素，首要在立志。

王阳明讲学，第一条也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是根本功夫，根粗壮了，才有花叶果实。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有大成就，首先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人一旦有了恶居下流的心气儿，有了处低望高的志向，便能连自己的先天气质都改变过来，换一个新人出来。“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谈修身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曾国藩经常强调，不可骄傲，不可懒惰。

这两样是最害人的东西，“骄惰二字误事最甚”。往往，普通人的问题是太懒，有才华的人问题是太傲。在儿子的扇子上，王阳明曾语重心长地写下几个大字，“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

所以，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慢，对任何事都不能随意。在事上一放松，容易因小失大；对人上一骄横，容易自取其辱。做大事的人，不容易，就得养成这样临深履薄的心态和习惯。

而人要有一番成绩，就要在“骄惰”的反面下功夫，力行“勤”与“诚”。“以勤为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从七八年前开始读曾国藩，到现在，我满篇看到的就是4个字：勤、恒、谦、诚。

谈专注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四处挖井，浅尝辄止，不如死心塌地就挖一口井，一直挖到活水喷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曾国藩打这个比方，并不新鲜。历史上用“打井”来提醒大家要专一不二、不能半途而废的，还有好几个人。孟子就曾言，“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王阳明也有与曾国藩近乎一样的说法，“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长者的人生经验，要听。

谈方法

“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在是很牛的8个字。

曾还有类似的说法，“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在他看来，做事的第一要义是“明”。而这个“明”字有两层意涵：一是境界上的“高明”，一是手段上的“精明”。两者兼具，才能成事。

毛泽东说，对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是得其神韵。马云也曾有过异曲同工的名言，“细节好的人格局一般都差，格局好的人从来不重细节，两个都干好，那叫太有才。”

曾听一前辈讲，做文章分为两类：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也有相通之意，大题目要从小切口进入，以小喻大；而小题目也要最终升华到大境界，以小见大。

推而言之，这些年我们眼见的空言格局、情怀的企业家不少，螺狮壳里做道场的企业家也不少，但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恐怕得依靠既有壮志雄心又能下一番绣花功夫的人。

谈说理

“凡道理不可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 企业家在企业里，还是半个教育家，经常需要给员工布道、讲理。

有时候，很容易把话说得太高、太满、太远。但高大全，很容易变成假大空。企业文化和制度，落在平实浅近处，才清晰可感。朱熹有言，“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

曾国藩尽管心气儿极高，对身边人的要求，就是不赖床、不撒谎两条。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李鸿章爱睡懒觉，很烦老师每天派人叫早、同吃早餐的习惯，就称病不起。曾国藩就让人传话，大家都在等你，人齐了再吃饭。李赶紧掀开被子，一路跑到食堂。

席间，曾国藩一言不发。过了半晌，对李鸿章说，少泉，你既然到我这里来了，我就直言相告，“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然后头也不回，扬长而去，留下李鸿章又愧又悔，却也从此改掉了爱睡懒觉的毛病。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都是高度务实的。曾国藩为了约束军纪，写的《爱民歌》，里面都是“莫走人家取门板”，“莫借民间锅和碗”这样的小事。道理只是道理，把它具体而微了，才能转化为现实成果。

后来，毛为红军拟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简单明了，平易近人。初始版本中，都是“上门板，捆铺草”、“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样的细节。

谈用人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刻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人有长处，也会有小毛病。如果对人才过于苛责，成全的反而是庸碌之人。

有一位企业创始人曾说过，“管理者要做木匠，不要做医生”。木匠眼里，没有废料，每一块木材都有它的作用；而在医生眼里，没有完全健康的人，每个人都是病人。

一个机构的领导者，在用人方面，用人用其长，扬长避短就行了。完人毕竟稀缺，一求全责备就完了，人才要么被磨平棱角，要么只能走掉。

曾的同僚左宗棠跟他有过不少过节，但两人在用人理念上，几乎如出一辙，“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

谈养生

“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一方面，心上要洒脱，不要积一堆事，老思虑纠结，“险夷原不滞胸中，犹如浮云过太空”，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另一方面，手脚要勤快，不要老想着爱惜自己，持盈保泰。

身体越练越强，脑子越用越活。有的人觉得自己体弱气虚，老想着要对自己好一点儿，不想、不愿、不敢多动，这是鬼扯。曾国藩谈过好几次这个道理，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又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

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研究那些活得长久的人，真正阿弥陀佛无欲无求的极少，大多是水深火热里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

谈作文

“凡文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 好文章要有四样东西：气势、识见、真情、趣味。

自古而今，文人灿若星河，文章满足这四个条件的并不少。

但古话里为什么常有“贬损”文人的表达？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负心多是读书人”……恐怕是因为，很多人只是精于文辞，而别无所长。而能保持为文与为人统一、既能把文章做好又能把事情做好的人，确属罕见。

曾国藩便是这样的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