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他悄悄改写了中国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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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历史上许多灿烂的古文明会随王朝的倾覆断裂，而中华文明却能跨越朝代更迭、政权兴替，如长河般奔涌不息？近期，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我们中国人》就穿越千年时光，试图在生动的历史中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每一段历史故事，都是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精神根系。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是周公。

郭威与冯道论道削藩，提及“周公封建，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心腹”。来源/电视剧《太平年》片段

以德配天，走出“神权”

周武王元年（前1046），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作为盟友，浩浩荡荡杀向朝歌。此时，殷商大军主力正在千里之外与淮夷作战。纣王无计可施，只能强征奴隶和战俘仓促应战，开赴牧野。

然而，战局没有预期中的惨烈。这场决定商周王朝更迭的关键战役，在《史记·周本纪》中被描述为：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纣王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开战后反而倒戈相向，引着周人进入了朝歌城。

没有阴谋，没有埋伏，一场胜利就这么来了。自知无力回天的纣王“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延续了五百多年的商王朝轰然崩塌。

尽管胜利来得毫不费力，但周人要想实现真正的统治还面临许多难题。

殷商王朝时期，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神权之上。商人相信，统治他们的王，是至上神“帝”或“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甚至是神的直系子孙。

《诗经》

中记载“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种神圣血统使得王权不容置疑。整个社会“率民以事神”，通过频繁的占卜、祭祀，与鬼神沟通，获取神谕。王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反抗王权即是亵渎神灵。

而周作为僻处西陲的“小邦周”，无论在文化、制度还是掌控的疆域上，都难以与有五百余年统治基础的“大邑商”相比，其伐商之举在当时也被视为“以下犯上”，引发了许多不满，比如《史记·伯夷列传》中就有记载：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

于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摆在周人面前：受神庇护的商朝何以灭亡？凭什么是由周人来改朝换代？

在此危机之下，周武王又在伐商成功后不久猝然病逝，留下年幼不能亲政的成王和尚未稳固的新生政权。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临危受命。据《礼记·明堂位》记载：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但也正是这份以叔父之身代行王权的情况，引发了周人内部权贵的猜忌，以管叔为代表的武王其他兄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外部，被安置在殷商故地的纣王之子武庚，则暗中窥伺，串联东方诸国以求复国。

人们对武王的哀悼还未结束，叛乱的消息就从远方传来。参与叛乱的正是被武王派遣到武庚封地周围、对其进行监视的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一说没有霍叔）。周武王一死，他们就在殷商的上层贵族策应下，带头反叛。对此，周公丝毫没有犹豫，果断带兵东征，用三年的时间先后平定管蔡之乱，连破东夷十九国，彻底征服了东部，一路穷追猛打，追到了江南。在《吕氏春秋·古乐》中被记录为：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东征的胜利以武力廓清了环伺的威胁，却依旧未能回答周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如果延续殷商时期的逻辑，“君权神授”，那么作为殷人祖宗的“帝”为何会把政权交给周人呢？

周公给出的答案是：

天命靡常

。也就是说，上天的命令不会恒常不变。天以德选君，只有有德者才可以承受天命，并受上天的保佑，失德就会失去天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之所以被天选中取代商，是因为周王有德。“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以此说明正是由于周族英明的先祖文王崇德慎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少，用可用，敬可敬，威可威，使百姓都明白其道理，所以上天不仅使小邦周强盛起来，还转而降大命保佑周，最终取代商的统治。

周人的金文里，“德”字的写法强化了“心”的符号，以心中所见感受得失和曲直，这才是道德之德。来源/纪录片《我们中国人》

而据《尚书·周书·多士》：“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还用这套理论重写了夏商周三代更替的逻辑，说原本夏朝也是有天命的，但因为末代君主夏桀无德，所以天命就转移到了商人身上。同样的，因为纣王无德，天命就转移到了周人身上，即“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周公以此警告殷商遗民，因为纣王不敬上天，所以上天把灾祸降给殷商，而周人则是奉上天的旨意来结束殷人的统治。

听起来似乎很熟悉？没错，这就是后世中国历次改朝换代都绕不开的底层逻辑——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

也正是从周王朝开始，中国走出了神权时代，开始向人本身投入关怀。这也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一个世俗性的文明，整个社会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关心与关怀。

“家国同构”的政治智慧

天命在德，道理已然讲明，但要将这抽象的理念转化为新生政权的稳固基石，需要更深的政治智慧。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鲁地。辞行之际，周公劝诫儿子：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湿发，吃一顿饭，要数次吐出食物，只为起身接见贤士。这既是礼贤下士的佳话，被后世许多帝王、文人用作典故抒怀言志，也深藏周公对政权根基的忧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人心之散，非强力所能聚。

面对广袤疆土和各方势力，周公延续并发展了分封制。周公在东征胜利后，在更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实施分封、镇抚民众，使得周王朝终于摆脱了“予室翘翘 ”“风雨所漂摇”的困境而逐渐巩固了下来。

分封制将天下分为“天下-国-家”三个层次，对应的负责人分别为天子、诸侯、大夫。诸侯在封国内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承担镇守疆土、随王征战、缴纳贡赋、朝觐述职等义务。

而要想有效管理这种超大规模的机构，终究要靠人。什么样的人最能保证分封网络的稳定？首先是亲族，其次是功臣，再次是需要笼络以缓和矛盾的前代贵族后裔。例如，召公奭（与周王室同姓姬）被封于燕，灭商过程中的异姓功臣姜尚（姜子牙）被封于齐，而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

在这三类分封中，虽然有怀柔殷商旧族的政策，但主体上仍是根据宗法关系实行的，即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宗法制。《荀子·儒效篇》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姬姓新国。

同时，没有血缘关系的族群依靠通婚，又基于姻亲关系联系了起来，如上文提到的姜尚，就是周武王的岳父。由此，周王朝的权力统治网络，经过纵向宗亲与横向姻亲两个方向的纽带形成了一套非亲即戚的关系网。

以西周青铜器‌豦簋上的铭文为例，意译为：

“豦拜稽首，休朕宝君公伯，赐厥臣弟豦丼五，赐冑、干戈，豦弗敢忘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作祖考宝尊簋。”

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君统与宗统的结合，铭文既称“朕宝君公”与“厥臣”，反映君臣关系，又称“公伯”与“弟豦”，反映兄弟关系。

这样一来，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便叠加了一层血缘上的叔侄、兄弟等关系。治理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处理一个扩大了的“家族”事务。“国家”一词中，“国”与“家”同构的深层意蕴，于此奠基。

这个“家国同构”的体系，巧妙地将个人、家族、国家以及天下捆绑在一起。对于一位卿大夫而言，治理好自家的封地，是他对诸侯国君应尽的责任；辅助国君治理好邦国，是他对天下共主——周天子的义务。个人的道德修养、家族的内部秩序，直接关系到封地的安宁、邦国的兴盛，最终关联到天下的太平。后世《礼记·大学》中耳熟能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可追溯至此。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延续性

宗法制与分封制，使周人天下一统的统治秩序得以确立。而他们所看重的以礼乐为特征的伦理文化，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延续性。

“礼”作为礼仪规范和典章制度，体现了道德本原和宗法制度的亲疏等级，从祭祀、朝觐的国之大事，到冠、婚、丧、祭的民生礼仪，它明确了各种人伦与社会关系中的恰当位置与行为准则。与之相配的“乐”，则用以沟通情感、陶冶情操，它可以“善民心”“移风俗”，从而使“民和”“民齐”。

制礼作乐的周公，当然也是这套价值观念的践行者。《尚书·大传》载：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用七年时间安邦定国后，他将政权交还给小侄子周成王，自己则事了拂衣去，归于臣位。

临终前，他仍恪守臣节，叮嘱“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而在周公去世后，成王却将他葬于毕原，陪伴文王，并坦言“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这一葬仪上的推让与尊崇，超越了君臣名分，体现了礼乐精神中的“尊尊”“亲亲”。

尽管西周政权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脱离宗族，却在治国理念上超越了对特定血缘或权力的绝对忠诚。因此，钱穆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史时，认为中国古代人“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周王室本身终将衰微，秦汉以降具体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周人所奠定的人本、家国等思想，却成为历代政权的不变内核——以心中所见感受得失和曲直，并将内心的道德坚守，推及对家族、邦国乃至天下的责任。

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弑杀国君。史官太史伯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被杀；他的弟弟太史仲、太史叔接连执笔，同样赴死。最小的弟弟太史季再次持简而出，写下相同的字句。远处，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已手持竹简赶来，只为秉笔直书，捍卫史实。

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孔子诞生。他一生仰慕周公，颠沛流离于列国之间，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所要恢复和弘扬的，正是礼乐文明所蕴含的秩序与仁德精神。他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仁”，强调“为仁由己”，把对道德的追求树立在个人修养之上，奠定了后世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人文传统的基石。

及至汉代，年轻将领霍去病在立下赫赫战功后，拒绝汉武帝为他修建府邸，只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十八岁率军深入漠北、六击匈奴，一生不为家产、不恤私欲，唯以荡平边患、开疆拓土为己任。

唐代诗人杜甫，在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困顿中，写下的宏愿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诗篇，始终将个人悲欢寄托于家国命运之中，又将普济苍生的胸怀，置于对个体际遇的关怀之上。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无数志士仁人的精神座右铭。南宋末年，山河破碎，文天祥被俘后拒绝一切劝降，在《过零丁洋》中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经历了杖刑、诏狱，躲过追杀后，于荒蛮的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致良知”。他所强调的“良知”，并非外来的训诫，而是人人心中本有的道德判断力。在龙场，他开门讲学，弘道化俗，完成了儒家思想又一次向内突破。

明清鼎革之际，张岱因亡国之痛屡生绝念，却为完成《石匮书》而“苟活于世”。这部全凭他个人力量完成的著作，不虚美、不隐恶，只求为明朝保留一份真实的历史。而这份求真意志，也融入了他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审视。张岱晚年为自己预写墓志铭，一反“谀墓”传统，历数自己年少时的纨绔浮华与后来的“七不解”“七不成”，以一种近乎苛刻的诚实审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