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精神卫生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当前，我国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常见精神障碍患病率持续攀升，青少年、职场人群成为高发群体，而身边人的孤立、漠视与排斥，已成为加剧患者病情恶化、诱发极端事件的核心诱因之一。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已明确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确立了医疗机构、监护人、用人单位、学校的相关责任，但对于同班级、同宿舍的普通同学，同部门、同项目组的普通同事这类平等民事主体，仅作出了禁止歧视的原则性倡导，未明确可落地、可追责的日常关怀扶助法定义务，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大量精神障碍患者陷入“心灵脆弱+无人关心+被孤立排挤→病情持续崩溃”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自伤自杀、伤人等极端事件。

为填补法律空白，筑牢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防线，保障公民心理健康权益，维护校园与职场的安全稳定，特提出本立法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国民心理健康严峻形势的现实倒逼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达6.8%，焦虑障碍终身患病率达7.6%，14-35岁青年抑郁检出率超15%，职场人群中近30%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的核心致病与加重因素，除生理、遗传因素外，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是关键变量——医学研究明确证实，长期被孤立、被漠视、被排斥，会直接加剧患者的自我否定、无助感与绝望感，大幅降低治疗依从性，提升极端行为风险；而身边人的日常友善互动，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不刻意的接纳，都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孤独感，为病情康复提供核心支撑。

（二）现有法律体系的核心空白亟待填补

现行法律法规中，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保护责任，主要集中于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医疗机构的诊疗责任、学校与用人单位的管理责任，对于日常与患者接触最频繁的普通同学、同事，仅作出了“不得歧视、不得泄露隐私”的原则性规定，无明确的义务边界、行为规范与追责机制。这种纯道德倡导的模式，无法约束“刻意孤立、无视漠视、事不关己”的冷漠行为——多数普通同学、同事并非心存恶意，而是在无法律约束的前提下，天然认为“患者的病情与我无关，关心是情分，不关心是本分”，最终形成了“患者不敢求助、旁人不愿伸手”的僵局，导致大量患者在日常社交中被彻底边缘化，错失了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

（三）防范极端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校园、职场中因精神障碍患者长期被孤立、无人关怀引发的自伤自杀、恶性伤人事件时有发生，事后溯源均能发现，多数患者在极端行为发生前，已出现长期情绪低落、言语流露绝望、社交回避等明显异常信号，但身边的同学、同事均以“不关我事”为由视而不见，既未给予基本的善意安抚，也未向学校、单位管理部门报告，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立法明确日常关怀扶助义务，本质是建立“全民预警、全民兜底”的早期干预机制，从源头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维护校园、职场的正常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

（四）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弘扬社会公德的法治保障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精神卫生法》也明确精神障碍患者享有平等的教育、劳动、社交权利。但这些权利的落地，离不开日常社交场景中最基础的接纳与关怀。当患者身边的人可以无成本地孤立、漠视他时，其平等社交权、人格尊严权就沦为空谈。同时，将“友善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道德倡导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义务，能够有效弥补道德约束的不足，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接纳、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良好风尚，构建更有温度的社会环境。

二、立法的核心内容设计

本立法建议的核心原则是：低门槛、明边界、强兜底、梯度追责，既明确普通同学、同事的法定义务，破解“事不关己”的冷漠困境，又严格划定义务边界，不强制公民承担专业诊疗、监护责任，避免给普通公民施加过度负担，消除“好心担责”的顾虑。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义务主体

1. 适用场景：覆盖全日制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的校园场景，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的职场场景。

2. 义务主体：- 校园场景：与确诊精神障碍、或有明显精神异常症状的学生，处于同班级、同宿舍、同固定社团的普通在校学生；

- 职场场景：与确诊精神障碍、或有明显精神异常症状的员工，处于同部门、同固定项目组、同日常办公区域的普通在职员工。

3. 覆盖病症范围：明确包含《精神卫生法》规定的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常见轻型精神障碍，以及病情稳定、具备正常社会交往能力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全面覆盖日常高发的精神障碍类型。

（二）明确三大核心法定义务（可落地、低门槛）

1. 基础友善接纳义务（最低限度法定义务，无额外负担）

本法规定的友善接纳义务，仅要求公民履行日常社交中的最低限度礼仪，不强制建立亲密关系、不强制牺牲个人正常生活，具体为：

- 校园场景：同宿舍、同班级同学，需与患者保持正常的日常互动，包括正常的礼貌打招呼、回应对方的合理搭话、班级/宿舍集体活动中不刻意排除对方、不长期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在患者出现明显情绪低落时，给予简单的言语安抚（如“你还好吗？有需要可以跟我说”），不得刻意疏远、制造孤立环境。

- 职场场景：同部门、同项目组同事，需与患者保持正常的工作沟通与社交互动，包括工作对接中平等礼貌沟通、团队集体活动不刻意排除对方、不无视对方的合理工作询问；在患者出现明显情绪异常时，给予基础的关心询问，不得因病情刻意回避、孤立对方。

2. 严格禁止性义务（不可触碰的法律红线）

义务主体严禁实施以下行为，违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严禁以对方患有精神障碍、或有精神异常症状为由，实施嘲讽、歧视、辱骂、造谣、人身攻击等行为；

- 严禁在集体活动、日常社交中，恶意串通、刻意将患者排除在外，制造、传播孤立患者的言论与行为；

- 严禁泄露患者的病情隐私，严禁拿患者的病情、情绪状态、异常行为开玩笑、取侮辱性外号；

- 严禁在患者出现情绪崩溃、自伤自杀倾向时，视而不见、冷漠围观，甚至实施言语刺激、起哄等加剧风险的行为；

- 严禁以对方有精神障碍为由，在学业、工作中恶意设置障碍，剥夺其平等的学习、工作权利。

3. 风险报告与应急协助义务（兜底干预义务，不承担专业责任）

义务主体仅需承担“发现风险-及时报告-力所能及协助”的义务，无需承担专业干预责任，具体为：

- 当发现身边的同学、同事出现长期情绪低落、自我否定、失眠厌食、言语流露自杀/伤人念头、行为明显异常等信号时，无论对方是否确诊精神障碍，均有义务在1个工作日内，向学校的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会报告；

- 当发现身边的同学、同事正在实施自伤、自杀、伤人等即时危险行为时，有义务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120急救电话，同时通知学校/单位的管理人员，在力所能及、不危及自身安全的范围内进行劝阻，不得放任危险发生；

- 配合学校、单位、专业心理机构、医疗机构开展的合法干预工作，如实提供相关情况说明，不得阻碍干预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明确义务边界与免责条款（消除公民顾虑，避免过度追责）

为避免义务泛化、消除普通公民“好心办坏事被追责”的顾虑，立法中必须明确划定义务边界，设立完善的免责机制：

1. 明确责任豁免核心原则：本法规定的关怀扶助义务，仅限于上述三类基础义务，不要求普通公民承担精神障碍的诊疗、心理疏导、监护等专业责任，普通公民无需为患者的病情恶化、极端事件承担无过错责任。

2. 善意行为全面免责：公民出于善意履行关怀扶助义务，即便沟通方式、安抚行为略有不当，只要无主观恶意、未实施禁止性行为、未侵犯患者合法权益，一律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 无过错完全免责：对于已完整履行友善接纳义务、及时履行了风险报告义务、未实施任何禁止性行为的公民，患者后续出现的病情变化、极端事件，与该公民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一律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 明确不强制事项：立法中明确，不得强制要求普通公民与患者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不得强制要求公民牺牲个人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时间照顾患者、不得强制要求公民对患者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不得因公民未超出义务范围的额外付出，作出任何负面评价与追责。

三、配套保障与激励机制

立法的落地，不能仅靠责任约束，必须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让普通公民“知道怎么做、愿意主动做、做了有支撑、做错能容错”。

（一）建立全覆盖的普法与技能培训机制

1. 教育部门牵头，将精神卫生科普、关怀扶助义务规范、沟通技巧纳入中小学、高校的必修课、新生入学教育、学期德育教育，让学生从青少年阶段就树立关爱意识，掌握正确的沟通、报告方法，避免“好心说错话、好心办坏事”。

2. 人社部门、总工会牵头，将相关法律法规、精神卫生科普知识纳入职场新人入职培训、企业员工年度常态化培训，明确职场人的义务边界与正确做法，破除“精神障碍就是矫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认知。

3. 卫健部门牵头，针对校园、职场场景，制作通俗易懂的科普手册、短视频、线上课程，明确“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必须做、遇到问题找谁帮”，同时开通24小时专业指导热线，为履行义务的公民提供实时的专业指导。

（二）建立完善的专业支撑兜底机制

1. 强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学生人数足额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建设标准化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确保学生报告风险后，有专业人员第一时间接手干预，不得将专业干预责任转嫁给普通学生。

2. 强制要求用人单位，建立员工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对接专业的心理服务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心理健康专员，确保员工报告风险后，有专业人员跟进处置，不得将诊疗、监护责任转嫁给普通员工。

3. 建立校园-医院、企业-医院的绿色干预通道，对于排查发现的高风险患者，能够快速对接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早治疗”的闭环管理。

（三）建立严格的隐私保护机制

1. 立法中明确，学校、用人单位对患者的病情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责任，仅可向履行干预职责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披露，不得随意向普通同学、同事扩散，仅在履行义务必要的范围内，告知有限的风险提示信息。

2. 对于泄露患者病情隐私、扩散相关信息的行为，明确对应的处罚标准，既保护患者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益，也避免因病情扩散加剧患者被歧视、被孤立的风险。

（四）建立正向激励与容错机制

1. 对于积极履行关怀扶助义务，有效帮助患者缓解病情、成功避免极端事件的同学、同事，学校应给予德育加分、评优评先优先、奖学金倾斜、通报表彰等奖励；用人单位应给予绩效考核加分、评优评先优先、职级晋升倾斜、现金奖励等激励。

2. 建立完善的容错机制，对于公民在善意履行义务过程中，因认知不足、经验欠缺出现的非主观过错，只要未造成严重后果、无主观恶意，一律不予追责、不予负面评价，彻底消除公民的履职顾虑。

四、法律责任与梯度追责机制

立法必须明确对应的法律责任，才能形成有效约束，同时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梯度追责”的原则，避免过度追责引发抵触。

（一）针对普通义务主体的追责机制

1. 对于轻微违反基础友善接纳义务，长期刻意孤立、漠视患者，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学校、用人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口头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经提醒仍拒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2. 对于违反禁止性义务，实施歧视、排挤、嘲讽、泄露隐私等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校园场景由学校给予警告、记过等校纪处分；职场场景由用人单位给予绩效考核降级、警告、记过等处分，同时责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3. 对于违反禁止性义务，实施恶意孤立、侮辱、造谣等行为，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精神受损的，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造成患者自伤自杀、伤人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对于发现明确的自伤、自杀、伤人即时风险，有能力报告却拒不报告、拒不协助，导致极端事件发生的，给予相应的校纪、单位纪律处分，同时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针对学校、用人单位的追责机制

1. 学校、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开展普法培训、未建立专业心理健康支撑机制、收到风险报告后未及时开展干预处置，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由教育主管部门、人社主管部门、卫健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与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党纪责任。

2. 学校、用人单位随意扩散患者病情隐私、纵容歧视孤立行为，导致患者权益受损的，需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

五、结语

精神障碍患者不是异类，他们只是暂时陷入心灵困境的普通人，他们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旁人的特殊对待，而是最基础的不被孤立、不被漠视，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平等的接纳。

立法明确普通同学、同事的关怀扶助义务，不是用法律绑架道德，而是用法律为善意托底，破解“事不关己”的冷漠困局，让“不孤立、不漠视、早报告”成为每个公民的行为底线。这既是对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也是构建友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守护每一个生命、避免悲剧发生的重要防线。

恳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本建议，尽快启动相关立法调研与草案起草工作，将精神障碍患者的身边关怀扶助义务，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让每一个身处心灵困境的人，都能感受到来自身边的温暖与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