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降生在河南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最小的那个，上头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可从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世间孩童该有的温暖与偏爱，就从来没有降临到我身上。 我刚落地没几天，奶奶抱着我看了一眼，眉头就拧成了一团，满脸都是嫌弃。她把我往床边一放，对着母亲没好气地说：“这小子长得太丑，留着也是累赘，趁早送人，别占着家里的口粮！” 那时父亲远在新疆打工，奶奶二话不说拨通了长途电话，语气坚决：“生了个小子，长得难看，我们都不想要，你赶紧找个人家送出去！”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父亲的声音隔着听筒传来，带着几分敷衍的默许：“你们看着办吧。” 没过两天，领养的人就拎着包裹踏进了家门，伸手就要来抱襁褓中的我。母亲疯了一般冲上前，把我紧紧护在怀里，后背死死抵住墙角，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掉，对着来人一字一句地喊：“谁也别想带走我的孩子！这是我生的，就算再难，我也会把他养大！” 奶奶在一旁气得直跺脚，叔叔姑姑们也都冷着脸，没一个人帮母亲说话。就是母亲这拼尽全力的阻拦，我才勉强留在了这个家，可也从此，成了全家眼里多余的人。 打那以后，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对我全是冷眼与嫌弃，仿佛我是家里的污点。长到好几岁，我从来没在爷爷奶奶家吃过一顿热饭，哪怕他们家饭菜飘香，也从来不会喊我一声。 三岁那年冬天，我发了高烧，小脸烧得通红，浑身发烫没力气，趴在母亲怀里哼哼唧唧。母亲急得团团转，想让奶奶帮忙拿点儿童退烧药，奶奶却翻了个白眼，从里屋翻出一包给猪用的退烧药，随手扔在母亲面前：“家里没小孩的药，这个管用，喂下去就行！” 母亲看着那包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反驳。我昏昏沉沉地喝下药，独自蹲在冰冷的院子里，拿着一把破旧的小铲子漫无目的地挖着土。屋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围坐在炕桌旁，吃着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饺子，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却没有一个人叫我进去。 正巧父亲从新疆回来，进门来拿东西，一眼就看到了蹲在院子里的我。他皱着眉问爷爷：“怎么不让孩子进屋一起吃饺子？”爷爷眼皮都没抬，随口撒谎：“这孩子娇气得很，不爱吃饺子。” 父亲看着我瘦弱的身影，又看了看屋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瞬间就明白了一切。之前母亲在电话里跟他哭诉的种种委屈，那些他半信半疑的话，此刻全都得到了印证，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一句话也没说。 还有一次，奶奶要去走亲戚回娘家，高高兴兴地带着哥哥和叔叔家的孩子，收拾好东西就往村外走。我眼巴巴地跟在后面，小小的脚步紧紧跟着，一直走到村东头，满心以为能跟着一起去。 谁知奶奶猛地转过身，对着我厉声呵斥：“跟着干什么！赶紧回去，我们不带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我愣在原地，小小的心里满是茫然，不懂为什么奶奶这么讨厌我，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愿意带着我。我站在村口的土路上，看着他们说说笑笑走远的背影，只知道自己永远是那个被丢下、被排挤的多余之人。 这样被冷落、被嫌弃的日子，一晃就过了九年。2010年刚过完年，我的身体突然开始频频出问题，总是反复发烧，吃了东西就呕吐不止，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 家人只当我是缺钙，消化不好，每天逼着我吃钙片、嚼大山楂丸。我饭量慢慢大了起来，可身体却越来越虚弱，浑身没力气，走路都打晃。 那年我上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坐在教室后排的我，看着黑板上的英文字母，只觉得白茫茫一片，光线反光，根本看不清一个字母。我鼓起勇气找老师调换座位，可换到前排，眼前依旧模糊一片，写作业的时候，只能央求同桌先写好开头，我再照着一点点抄写。 这样的日子熬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晚上，家里人都在院子里收玉米，二姐拿起我的作业本，瞬间就急了：“你这写的是什么啊？好几行字全都挤在一行里，乱七八糟的！” 父母这才意识到不对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镇上检查视力。医生指着视力表让我辨认，我眯着眼睛，使劲看，却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光影。医生摇了摇头，语气凝重：“这不是普通的近视，赶紧带孩子去大医院做个核磁共振，查查脑袋里的问题。” 听到医生的话，父母的脸瞬间白了，慌慌张张带着我往郑州赶。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的脑袋里，长了一颗脑瘤。 那年我才九岁，家人怕我害怕，不敢跟我说实话，只是摸着我的头，温柔地骗我：“老家医院设备不好，看不清楚，我们去郑州再复查一下，没事的。” 在郑州医院等待最终结果的那天，我靠在父亲怀里，小声说：“爸爸，我好困。”父亲连忙把面包车的后座铺好，拿厚被子裹住我，轻声说：“乖，你躺这儿睡一会儿，别乱动。” 我把脑袋蒙在被子里，却一点睡意都没有。父母压低声音的交谈，一字不落地钻进我的耳朵里，他们在说我的病情，说手术的风险，说可能治不好了。 等他们说完，我慢慢掀开被子坐起来，眼眶红红的。父亲一下子慌了，连忙掩饰：“你醒啦？我们没说你，大人在说别的事。” 我看着父亲慌张的眼神，心里早已一清二楚，却没有拆穿，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把所有的害怕都藏在了心里。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正式住进了郑州的医院。身处陌生的大城市，身边全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小小的我心里被恐惧填满，连走路都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松开。 经过专家会诊，医生把父母叫到办公室，语气沉重地坦言：“孩子的脑瘤位置太危险，手术风险极大，成功率极低，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不如带孩子回家，好好陪陪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让他最后这段日子过得舒服点。” 医生的话，像一把重锤砸在了父母心上。他们站在办公室门口，沉默了很久，母亲捂着脸无声地落泪，父亲红着眼眶，攥紧了拳头。 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父母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坚定。他们拉住医生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恳求：“医生，求您给孩子做手术吧，我们赌一次！早晚都是结局，不如放手一搏，万一还有希望呢！不管手术结果怎么样，我们绝不追究您的责任！” 他们颤抖着手，签下了那份沉甸甸的免责协议，终于为我争取到了那一线生机。 可病情恶化得太快，十一月的时候，我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眼前的东西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只能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光亮。 具体的手术日期我早已记不清，只记得那天清晨8点多，护士推着手术床来到病房，我被抱上手术床，小小的身子，还不到手术床的一半长。看着旁边手术台上摆满的明晃晃的刀具、针管和各种冰冷的器械，我吓得浑身发抖，小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害怕，我不想进去……” 母亲蹲在床边，眼泪不停地掉，却只能强忍着安慰我：“别怕孩子，睡一觉就好了，妈妈就在外面等你，一直等你出来。” 麻醉针打进去，没过多久，我就沉沉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我躺在病床上，使劲睁开眼睛，可眼前只有一片无尽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哪怕是一丝光亮，都没有了。 短短几个小时，我彻底失去了光明，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样子。 那时的我还年少懵懂，不懂彻底失明意味着什么，不懂往后要在黑暗里度过漫长的一生，只是心里五味杂陈，有害怕，有茫然，还有一丝说不出的难过。 父母守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的头，声音哽咽：“孩子，没事的，只要你活着就好，只要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接下来是漫长而煎熬的治疗，医生给我用了昂贵的进口特效药，每天都要打一针240元的屁股针，针剂扎进身体的疼痛，日复一日，整整持续了一年多。 长期服用激素药物，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体重从六十二斤暴涨到八十四斤，原本瘦弱的身子变得臃肿，身上的汗毛也变得又长又密，跟头发一样。 摸着陌生又怪异的自己，我觉得自己像个异类，像个野人，自卑到了骨子里，再也不敢迈出家门一步，只想把自己藏起来。 出院后没多久，村里有人家办喜事，母亲想着带我出门散散心，也沾沾喜气，便牵着我的手去吃席。院子里坐满了亲朋好友，大家热热闹闹地说着话，我紧紧靠在母亲身边，攥着她的衣角不敢出声。 没一会儿，我亲婶婶端着碗筷走过来，当着周围不少亲戚的面，扯着嗓子对我母亲冷言冷语，语气里满是鄙夷和嫌弃：“你还带着他出来干什么？这样眼瞎的儿子，要来有什么用？换作是我，早就把他扔河里淹死了，留着就是一辈子的累赘！” 这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狠狠扎进我的心里，我瞬间僵在原地，浑身发抖，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却不敢哭出声。周围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母亲猛地把我搂进怀里，用身子紧紧护住我，对着婶婶红着眼眶怒声反驳：“他是我的儿子，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会护着他一天，谁也别想这么说他！我的儿子，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是我的宝贝，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 母亲的怀抱格外温暖，也格外有力量，那是我在无尽的恶意里，唯一能抓住的光亮。从那以后，我更加惧怕和外人接触，自卑与敏感像藤蔓一样，死死缠绕着我，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熬的时光。村子里同学看见我，都会围在一旁嘲笑：“快看，他是个瞎子！”“他就是个吃干饭的，什么都做不了！” 那些刺耳的话语，一遍遍重复着婶婶的刻薄，扎得我心口生疼，没人愿意和我一起玩耍，没人愿意搭理我。好在，无论什么时候，母亲都从未放弃我。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的衣食起居，每一件事都细心到了极致，走到哪里都紧紧牵着我的手，生怕我磕着碰着，生怕我受一点委屈。是她的陪伴，给了我撑下去的一点点勇气。 2011年，人生终于出现了一丝转机。父亲一位在郑州的朋友得知了我的情况，特意打来电话建议：“孩子还小，不能一直在家待着，送他去特殊教育盲校读书吧，那里有专业的老师，还能认识小伙伴，孩子也能学点东西，有个盼头。” 母亲听了，立马带着我赶往盲校，可那时候已经错过了开学时间，学校没办法接收我们，我们失望而归。 直到2012年秋天九月，我终于顺利踏入了盲校的大门。母亲原本打算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好好照顾我，可得知学校附近有午托部，每个月交些费用，就有专人负责接送上下学、打理住宿、洗衣照料，我连忙拉着母亲的手，认真地说：“妈妈，你回家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我不想拖累你，你安心在家过日子。” 刚入学的那天，我孤身一人身处陌生的校园，身边全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动搭理我，我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心里惶恐不安。 到了午饭时间，食堂里热闹非凡，我却害怕得不敢挪动脚步，一个人缩在角落。负责照顾我们的午托部老夫妻，温柔地走到我身边，轻声询问：“孩子，怎么不去吃饭呀？” 我低着头，小声说出了心里的胆怯：“我不认识路，也害怕，不敢去。” 爷爷奶奶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柔声安慰：“孩子别怕，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们陪着你，没人会欺负你。”说着，他们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食堂，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菜，温柔地哄我多吃一点。 班里一共有八个同学，他们彼此都是相伴多年的老朋友，只有我是后来的插班生。我不会说普通话，也不懂盲文，连基本的沟通和学习都做不到。同住的同学们没有嫌弃我，每天放学后，都会一点点耐心地教我说普通话，手把手教我摸读盲文，陪着我慢慢适应集体生活。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渐渐走出了自卑，慢慢融入了这个温暖的集体，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善待、被人关心的温暖。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就到了2016年，我十五岁，却才读到五年级。我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数学却怎么都学不会，次次考试都不及格。 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在为考高中、考大学努力，我开始变得迷茫、焦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我害怕自己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害怕这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害怕自己一辈子都只能是个没用的盲人。 身边有不少学习按摩的同学，他们劝我：“我们眼睛看不见，读书太难了，不如学一门按摩手艺，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过得安稳踏实。” 我坐在宿舍里，安安静静地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未来的路想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我鼓起勇气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语气坚定地说：“爸爸，我不想继续往上学了，我想学按摩，我想靠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不再拖累你们。” 电话那头的父亲愣了一下，沉默片刻后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难道不想考大学了吗？” 我吸了吸鼻子，认真地回答：“爸爸，我眼睛看不见，未来的路太渺茫了，读书考学对我来说太难了。可靠手艺吃饭，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一点都不丢人，我想做一个能独立生活的男人。” 从确诊失明、陷入黑暗的那天起，年幼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未来的生计，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该如何活下去。而那一刻，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规划，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担当。 父亲听完我的话，没有反对，只是轻声叮嘱我：“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爸爸尊重你，但是你要记住，自己选的路，往后无论多苦多累，都绝不后悔。” 2017年，我告别了盲校，进入中专系统学习按摩技艺，之后凭着自己的努力，顺利考上了大专，系统学习专业的推拿知识。如今的我，早已步入社会，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靠着自己的双手挣钱生活，也遇见了真心待我的人，拥有了幸福美满的爱情。 回望这一路，我走过最冰冷的童年，熬过最绝望的病痛，经历过最深的黑暗，被人嫌弃，被人嘲笑，被至亲刻薄伤害，也曾陷入无边的自卑。 可我始终觉得，眼睛看不见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苦难里丧失上进心，在嘲讽中丢掉自尊心。 生活从来都没有容易二字，世间每一份工作都充满辛苦与劳累，可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花得坦荡，用得安心。就算余生被黑暗包围，我也依旧心怀阳光，向着光亮，勇敢前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本楼来自：智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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