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对他的个人能力和贡献是认可的，特别是他在军事方面翻译和解读共产国际指示方面的工作。因此，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彻底终结，而是走向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

以下是他遵义会议后的人生轨迹和趋势：

1. 遵义会议后的初期：从军事领导转向地方和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 尽管在军事指挥上受到批评，但由于其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以及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熟悉，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长征初期的工作，但权力已经大大削弱。

延安时期： 到达延安后，他不再担任主要的军事指挥职务，而是逐渐转向了党的宣传、统战和文化工作。这表明党中央对他能力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他在理论、文字和组织方面的特长更适合这些领域。

担任宣传和文化职务： 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等职务。这些工作让他能够发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能力，为党的宣传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在宣传和统战领域发光发热

重要宣传阵地负责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舆论宣传至关重要。博古作为新华社社长和解放日报社社长，负责党的喉舌，对内对外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影响巨大。

统战工作： 他还参与了一些统战工作，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素养，与各界人士进行沟通和交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级干部，但政治影响力有限

出版和新闻事业： 建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继续负责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政治地位和权力： 虽然位居高级干部，但与昔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政治局委员的地位相比，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他主要是在专业领域发挥作用，不再是核心决策层的重要成员。

相对低调： 相较于其他从延安走出来的领导人，他在建国后的政治舞台上相对低调，更多的是在幕后进行专业工作。

4. 悲剧性的结局：因飞机失事遇难

“四八烈士”之一： 1946年，在重庆谈判结束后，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乘坐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未能亲身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这场意外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未能亲身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人生趋势总结：

博古的人生趋势可以概括为：

从核心决策者到专业技术型官员： 遵义会议是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从党的最高领导人（总负责人）的地位，逐渐转向了更侧重于宣传、文化、出版等专业领域的工作。他不再是党的最高决策者，而是党的事业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

能力得到重新定位和发挥： 尽管政治生涯遭受挫折，但他的理论素养、文字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并在新的岗位上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党的宣传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政治权力减弱，但专业声誉提高： 他的政治权力逐渐减弱，但在他所从事的出版、新闻领域，他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专家和领导者。

最终的悲剧性结局： 飞机失事使得他的人生戛然而止，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并参与其建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总的来说，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人生，是一个从政治中心退居二线，转而在专业领域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的知识分子型领导干部的典型缩影。 他的经历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探索和成长过程中，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包容和使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