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是谁不？好我的兄弟呀，二十多年没见了，我还以为你不在了呢……”余全喜笛音刚落，李香玲便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听这声音像是香玲姐。香玲姐，真是你吗？很想你啊！我从前可没少坐你的车。”盲人余全喜的声音颤抖着，眼泪夺眶而出。

　　12月13日，耀州区中心敬老院（尚善养老院）晨间文艺活动中，这场突如其来的相见，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李香玲是市公交公司的退休职工，曾当过售票员。

　　“姐，多亏你那时一直帮我，让我免费坐你的车，把我扶上扶下。有一次下暴雨，还让我住在候车室里。要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我可能早就不在了……”余全喜哽咽了。

　　这位曾在街头吹笛子“讨”生活的流浪汉，如今成了敬老院文艺队的队长。今天的生活，是他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

　　“姐，我以前流浪时，饥一顿饱一顿，天黑了就愁晚上在哪儿睡。你看，现在住的房子带卫生间、暖气，吃的天天不重样，还娶了媳妇，我这老了老了享福了……”

　　余全喜向李香玲急切地诉说着今天的好日子。

　　那些流浪的岁月，仿佛尚在昨天……

　　“吹笛子流浪那些年，最怕冬天和下雨天，怕冷得捱不到天明。”

　　1967年，余全喜出生在耀州区关庄镇树林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他半岁丧母；一岁时，因一场高烧失明。

　　十六岁那年，村里来了一辆吉普车，余全喜摸着车灯难过地说：“车都有眼睛哩，我咋没有。”

　　邻居边志杰看他可怜，就送了他一把笛子：“我教你吹笛子，学个手艺，就能养活自己啦。”

　　边叔成了他的启蒙老师，教他手咋逮、口咋吹，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玩意儿，没黑没明地学着、摸索着。

　　后来，村里的小学音乐老师教了他乐谱。他天天跟着广播学新歌，嘴吹得流血，手磨出了茧子。

　　再后来，很多曲子他只要听个两三遍，就能吹得有模有样。

　　“那时候会吹好多流行歌，《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十五的月亮》……村里、镇上的学校一有活动，就叫我去吹笛子。”余全喜回忆道。

　　“你现在吹得这么好，可以去县城‘讨’生活啦。”边叔鼓励他。

　　1987年夏天，在村里热心人赵叔的引路下，22岁的余全喜来到耀县（耀州区旧称）电影院门前。

　　他的面前摆了一个破旧的搪瓷缸子，从此开启了一段流浪生涯。

　　当时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正热映，余全喜第一首吹的就是这曲子，很快就吸引了一圈人。在小县城里，盲人吹笛，很稀奇。

　　“一吹完，就听着唰唰往缸子里扔硬币的声音。我第一次摸到了钱，心跳得咚咚响，紧紧地把缸子抱在怀里，又轻轻地放下，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余全喜激动不已。

　　那时咸汤面5毛钱一碗，他请赵叔吃了两碗。他要好好谢谢赵叔。

　　耀县的路跑熟后，赵叔又引他去老市区文化宫、北关等地，熟悉乞讨路线。

　　能摸着路后，他一个人流浪。

　　一支短笛子、一根长棍子、一个搪瓷缸、一卷薄被子，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夏天还好熬，天热蚊子啥的都不怕，晚上找个墙角，倒下就睡。就怕冬天，街上人少，挣的钱有时够吃还能余几块，就去住两块钱的小旅馆；有时不够吃，旅馆去不成了，只能找个避风的墙角蜷上一晚，就怕冷得捱不到天明。”

　　余全喜回忆着，泪水悄悄滑落。

　　“有一年夏天，晚上突然下雨，把我给淋醒了，拄着棍摸着找能避雨的地方，不知道被啥绊了一下，腿摔得血直流，后半夜了街上没人，淋了一个多小时的雨。后来重感冒了一场，两个多月都没能上街。”

　　刚开始流浪的那几年，他吃尽了苦头。

　　“帮过我的好心人，我想你们啦！”

　　四五十岁的铜川人大都记得，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在铜川的繁华地段，常常会听到悠扬的笛声。这个声音，伴着他们走过青春岁月，步入婚姻殿堂，迈进含饴弄孙的日子。

　　而吹笛子的“笛子哥”，也已牙齿脱落、两鬓斑白。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期许和感恩。

　　“流浪那些年，虽然很艰难，但帮过我的人很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余全喜说。

　　胡永明是个卖咸汤面的小老板。有一年夏天余全喜中暑晕倒街头，胡永明背着他去诊所看病，打针、吃药十几天，捡回了一条命。

　　经常“光顾”面馆的余全喜，每每念及那次的险境环生，唏嘘不已。

　　“耀州区自强修鞋店的老板是个残疾人，天一下雨，他就骑三轮车到电影院门口找我，让我住他家。他媳妇也不嫌弃我，吃饭时一个劲给我夹菜。”

　　这个残疾人的家，给了余全喜难忘的温暖。

　　这些温暖的感受，在余全喜的记忆中，还有很多。

　　耀州区开录像店的陈永宁，让余全喜冬天住在录像店里。

　　在粮站副食店上班的宋战红、李小鹏，让余全喜偷偷在值班门房落脚。

　　音像店的老板陈忠知道余全喜想学啥歌，就一遍一遍地放给他听。

　　耀州区综合执法局的干部张光华，总是时不时地就给他买咸汤面、猪头肉，让他吃些好吃的。

　　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蒲力民经常看望他，介绍他吃住在“农家乐”吹笛子挣钱，还给他买了葫芦丝。

　　……

　　余全喜说，世上还是好人多，那些年帮自己的好心人多得很。恩人的名字，他都刻在心中，时常念叨着。

　　“帮过我的好心人，我想你们啦！现在日子好了，我还想见见你们！”如今，衣食无忧的余全喜，又有了新念想。

　　“他是我的腿，我是他的眼，我俩谁也离不开谁。”

　　按照国家政策，余全喜这情况可住敬老院。

　　“我靠吹笛子卖艺，还能养活自己，不想成为社会负担，就一直没到敬老院。”余全喜说。

　　2008年，余全喜的父亲病重。他拉着全喜的手说：“娃，现在路上车多得很，你不敢再在外面胡跑了。我顾不了你了，你还是靠政府住敬老院吧，我走了也安心。”

　　父亲临终前，流浪20年的余全喜住进了关庄镇敬老院。

　　一晃7年过去了。

　　2015年，耀州区撤并各乡镇办的敬老院，成立了耀州区中心敬老院。

　　再后来，中心敬老院又公建民营，投入1000余万元进行改造，老人们的吃住、医疗条件等越来越好。

　　“我身上这棉衣服，是重阳节时发的，一年四季都发衣服哩。洗头膏搽脸油、牙刷牙膏卫生纸用完了就发。油泼面、饺子、米饭，想吃啥灶上就给做啥。看病院里有卫生室，镇上的卫生院在这儿专门安排了大夫……”余全喜细数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日子好了心里畅快，余全喜的笛子吹个不停，院长让他当了院文艺队队长。他把院里的文化生活搞得风生水起，唱秦腔的、说快板的，养老院里天天欢歌笑语。

　　爱情也悄悄降临。

　　坐在轮椅上的院民邹桂春喜欢上了他。

　　邹桂春从小瘫痪，用手撑地爬行了50年。2015年到敬老院后她坐上了轮椅，自卑的她很少与人交流。

　　“刚来时有些人叫我瘫子，我气得直哭。全喜就开导我，咱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哪有时间生气哩。来，我吹笛子，你唱歌……”邹桂春回忆着两人交往最初的点滴。

　　再后来，余全喜推着邹桂春散步，邹桂春给余全喜指方向。邹桂春给余全喜调面、夹菜、缝扣子……

　　“他是我的腿，我是他的眼，我俩谁也离不开谁。”邹桂春说。

　　时任院长看出他俩的情意，便主动当起红娘，给他们扯了结婚证，披红戴花热热闹闹举行了婚礼。

　　敬老院的生活丰富多彩。

　　“每天早饭后，我就在院子里的健身器材上锻炼一会儿，然后组织大家到多功能室，吹拉弹唱、下棋打牌，热闹热闹；午饭后，跟大家到康复室练练胳膊腿；傍晚到理疗室中药泡脚。”

　　余全喜感慨，现在这日子，天天像过年。

　　“去年，院里还送我们去耀州区中医院疗养了3个月，现在身体更好了。我满足得很，只希望生活一直这样下去。我要把文艺队搞好，多学些新曲，让大家更高兴。”余全喜说。

　　敬老院现在有105位老人，他们都像余全喜一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其中还有两对老人喜结良缘。

　　“这些老人前半辈子都很恓惶，无儿无女的，我们要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让他们过上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多活上几十年。”敬老院院长魏晓芳说。（记者：高彧、刘冰剑）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