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族融合，尤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第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北魏，促使北魏成功“汉化”的关键性人物，非魏孝文帝拓跋宏莫属，其汉化的代表性举措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自此，北魏的全盘汉化正式开启。

770年后，另一个来自草原民族的帝王也把统治中心进行了南迁，他同样也以汉文化爱好者与维护者的身份自居，他同样也重视儒学、任用儒士……但与北魏命运不同，这个帝国最终与“汉化”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崩塌。

这个草原帝国就是元朝，这位帝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画像

忽必烈的顾虑 标题 1

1279年，崖山一役后，南宋覆灭，蒙古人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统治中国全境的草原民族。

一开始，蒙古人的想法很简单，有多大的地盘，就建多大的牧场。

汉人太多？那就杀掉！

耕地太多？那就烧掉！

总之，空出土地来放牧才是王道！

幸而，这种“一根筋”的想法被耶律楚材阻止了。

不过，耶律楚材虽然避免了汉人被屠杀的命运，却也未给出一个完善有效的管理汉地的方案。

待到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直接摆在了他的面前。

也许有人会说，这哪里棘手了？从北魏到辽、金，有这么多的历史经验可借鉴，把它们拿来改改不就可以用了？南宋的那一套官僚体系，照搬过来继续运作不就行了？

不，事情没这么简单。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1206年）踏上征服之路开始，直到忽必烈占领华夏，整个过程不过用了73年。

成吉思汗像

在此过程中，蒙古并没有受到华夏文化的太多影响，其内部没有森严的等级与礼仪，也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绝大多数蒙古贵族不通汉语、不懂农耕，甚至对汉人的文化抱有轻视与顾虑。

其中，令他们最为顾忌的就是辽、金两朝的灭亡——两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汉化的国家，尤其金朝，其汉化的结果似乎是灭亡得更快了，如此一来，蒙古人如何能放心地选择汉化呢？

辽、金的覆灭近在咫尺，因此，即便是自幼就开始接触汉人的忽必烈，对汉儒文化也始终持保留态度。

忽必烈的转变 标题 1

1247年，忽必烈与汉儒张德辉的一次帐前问答充分揭示了这一问题：

既见，王从容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

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

又问：‘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皆武将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皆不使预闻。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省略号, 省略号

王又问：‘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

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岭北纪行》）

忽必烈就孔子、辽金灭国、农耕等问题与张德辉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德辉的应对得当，颇为机敏。

这场问答之后，忽必烈心中的顾虑到底减少了几分犹未可知，不过从结果上看，他终于开始向汉文化抛出了橄榄枝——在张德辉的举荐之下，包括著名词人元问好在内的20多名汉人儒士很快成为了忽必烈的亲信幕僚。

1251年，在张德辉等人的极力吹捧下，忽必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头衔，并开始提倡“汉人之地行汉法”的观念。

朱熹易学启蒙-元朝刻本

这些投靠忽必烈的汉儒，绝大多数都有经世之才，并非只懂“之乎者也”的酸儒，他们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忽必烈汉化的信心。

比如张德辉，他除了有着不错的辩才以外，在政务上也是一把好手，忽必烈登基后，把他安排到河东南北路做官，上任以后，张德辉打击地方豪强，积极整顿吏治，减免苛捐杂税，促使当地的农业经济快速复苏，当地百姓把其奉若神明。

还有一个叫赵复的，忽必烈初次召见他时，就问他“如何才能伐宋成功”，赵复直言：

“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元史·列传》）

忽必烈对赵复的忠义之气非常赞赏，没有强行招他入仕，而是让他继续经学研究。赵复也不负众望，为众多经学典籍作注作传，著有《传道图》、《伊洛发挥》、《希贤录》等书，为当时北方的儒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史学家对此评价为：“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第一道裂痕 标题 1

可以说，从张德辉“帐前问答”到忽必烈初登大宝（1260年）之时，忽必烈对汉儒文化的推行都是持积极态度的。

但是，忽必烈登基后的第二年，汉人李璮的叛变使得忽必烈与汉臣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忽必烈心中，汉人被打上了“奸诈狡猾”、“不可信任”的烙印，即使是刘秉忠、史天泽等肱股之臣，也受到了怀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恐怕是忽必烈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自此，汉人距离蒙元帝国的权利中心越来越远，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阶级鄙视链也逐渐形成。

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博物馆文物

不过，此时的忽必烈虽然对汉人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儒学的热情。

一方面，许多汉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朝廷的重用，比如赵孟頫；另一方面，忽必烈又热心学习儒家之法，请徐世隆、王恂等儒生给自己讲《书》、《易》、《孝经》，尊孔兴学。

1287年，成立国子监；1291年，下令各地设立县学，让蒙古官宦子弟学习儒家经术，史称“儒风为之丕振”。

除了忽必烈，帝国的下一位继承者——皇太子真金，也是儒学的推崇者。

真金自幼年学习儒家文化，先后师从姚枢、窦默、王恂等大儒，被封为太子后，也仍然以许衡、王恂、李栋等汉儒为师，“朝夕不出东宫”。

可以说，真金受汉学的影响比他爹更深，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元朝的“以儒治国”搞不好真的会实现。

而这位皇太子的早逝，实际上也与汉人士大夫有关。

第二道裂痕 标题 1

1285年，江南行台御史上书忽必烈，说他年事已高，是时候禅位于皇太子了。

啧，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大昏招，此举无疑把皇太子架在火上烤！

果然，太子的政敌阿合马等人抓住此时机，竭力构陷太子一党，污告他们意图谋反。

忽必烈对此事的最终处理还算冷静，没有废黜皇太子，但经此一事，他对汉人官吏是彻底反感了，本来已在筹备的科举也就此停下，更糟糕的是，倒霉的太子真金，竟忧思成疾，不久就病逝了。

真金的去世对忽必烈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也因此再次延缓了元朝汉化的进程，而之后的继承者，也没有了真金的汉化热情。

真金之孙-泰定帝铁木尔像

忽必烈死后的短短74年里，元朝共出了10位皇帝，最短的在位时间只有53天，如此频繁的政权更替，混乱不堪的帝位争夺，彻底耗尽了元帝国的精力，哪里还有空去思考汉化不汉化的问题呢？

蒙古帝国是在强人政治下建立起的庞大帝国，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忽必烈，他们都有着极其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因此在他们的统治下，蒙古帝国能维持暂时的稳定。

然而，当强人的时代结束，国家走向平稳发展期时，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完善的官僚体系，以及大批优秀人才的辅助，稍有不慎，帝国就会走向崩塌。

汉儒的经世之学，儒家的宗法体系，显然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它们对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的合法性，维持国家的稳定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忽必烈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否则也不会一度重用儒生、发展儒学。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各种意外与戏剧性，总有汉人在忽必烈推进帝国汉化的进程中横插一脚，使得忽必烈汉化的信念一再遭受打击，最终，蒙元帝国的汉化在帝王的不断纠结中彻底归于沉寂。

参考资料：

-宋濂（明朝），《元史》；

-张德辉（元朝），《岭北纪行》；

-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民族研究》，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