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丁文捷

来源 | 每日人物

“我不打算回老家办婚礼”

“我不打算回老家办婚礼。”穆言在电话里向父母发起反抗时，她感觉到气氛已经掉到了冰点。

29岁的穆言来自山西的一个小县城，她和男朋友都在上海工作，两人达成结婚意愿后的第一个月里，她需要每天在下班回家之后，花费三四个小时和自己远在县城的父母电话沟通，试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不在老家办婚礼的决定。

一通操作下来，挂掉电话时，通常已经是过了午夜12点。

穆言之所以对小城婚礼极为抗拒，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她亲身经历过太多的怪诞现场。

县城的小路总是很窄，婚车会停在大马路边，新娘抬脚离开家走向婚车时，她的父母会泼上一盆水，意味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等新娘走后，母亲又必须大哭一场，因为“从此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穆言总会有一种从头传导到脚的不适感。她并不知道这些仪式的由来、具体名称，但那些场面深深刺激了她。

后来，她读大学，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更多的女性意识，开始能准确地了解到自己不适的原因：不管是婚礼上的泼水还是哭泣，都充满了一种女性被围观、被凝视的感觉。

穆言将这些类似的婚礼瞬间，命名为小城婚礼上的“爹味”时刻。

她总结过，一个小城婚礼，仿佛就是昭告天下，女性已经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从此归属于另一个，所有人都在庆贺，但没有人在意女性自己的感受。

更多的时候，她们被精心打扮，在这样喜结良缘的仪式上，走马灯一样地配合别人。

正是这种婚礼上的“爹味”时刻，让穆言下定决心逃离，不再配合别人的表演。

在中国， 要不要回小城办一场婚礼？怎么办？接受办一场“爹味”婚礼吗？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普遍困境。

在北上广工作、生活的他们，即便是已经在这里办过一场草坪婚礼，或是简单宴请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办一场，这似乎是父母们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

——年轻人们，必须要办一场爸妈需要的婚礼。

穆言生活在老家山西的母亲，就格外看重小城婚礼。

她的母亲是当地老年舞蹈队队长，能歌善舞，经常出现在各种的婚礼现场，围绕着新人们跳舞，将他们簇拥在中间，沿途的街坊领居也会闻声挤到小路上来凑热闹，这种喜庆而和谐的氛围让母亲觉得“这场婚姻在当地拥有了合法性”，她需要女儿婚礼的仪式感，来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交代。

“因为她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会面对很多人情的压力，所以她自然需要来自周围人的认可。”穆言理解母亲的想法，但又很难去遵守她的意志。

不尊重，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小城“爹味”婚礼，能一路从接亲延宕到婚礼现场，甚至绵延到婚房。

对刚满26岁的瑾夏来说，婚礼是一项还离得很远的日程。

去年6月，她才研究生毕业，计划是这两年想先把工作弄好，在济南稳定下来，等29岁之后再考虑办婚礼这件事。但最近一次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有了婚礼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一次是瑾夏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婚车行驶到一半时，整个迎亲车队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瑾夏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只见新郎上半身穿着红色内衣，下半身套着红色丝袜，在大马路上狂奔，后面紧跟着一群伴郎，手里拿着面粉、酱油和醋，试图往新郎身上浇。

双方大约拉扯了三四百米，新郎被红色丝袜绊倒在路边，伴郎们仿佛看见猎物的野兽，猛地蜂拥而上，几分钟之后，面粉与酱油的混合物糊在了新郎身上，连一根头发丝都没能幸免。

“我当时都有点吓傻了，这到底算习俗还是陋习？”这是成年后的瑾夏第一次参加婚礼，身为一个北方人，她原本对南方的婚礼习俗怀有天然的好奇。

但那天，在四川成都周边的一个县城里，同学侄子的这场婚礼让她大开眼界，“原来讨一个好彩头，能闹成这样？”

穆言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山西小城，新郎、新娘走向婚车的那段小路，他们的父母会头戴红冠，脸上涂着红白油彩，看起来像是小丑的模样，更夸张的，还会有人在脖子上挂上粉气球和青辣椒。

而周围的邻里朋友，则会纷纷往他们身上抹一些类似鞋油的东西来凑热闹，抹得越多，意味着越喜庆。

虽然婚闹并没有直接波及到瑾夏，但红色丝袜、红色内衣，这种极富女性色彩的物件，还是通过视觉刺激到了她的神经，“还是觉得不尊重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瑾夏不知道的是，两千多公里外的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一个北方小城，相似的情节也在上演。

19岁的皮桃看见表姐坐在婚床中间，周围散落的是枣子、花生、桂圆和莲子，寓意很明显，早生贵子。

一轮又一轮无厘头的捉弄游戏后，她以为接亲环节终于告一段落，这时，一位女性长辈突然端出了一盆透明的液体，一股辛辣而刺鼻的气味顿时涌入皮桃的鼻腔，嗅觉告诉她，这是“大葱水”。

“大葱水洗手，生孩子聪明。”这位长辈一边说，一边示意新人该怎么做，那股小心翼翼的劲儿，让皮桃觉得“长辈们是真的相信这些”。

她有些震惊，上一次眼前出现这样的场面还是在父母婚礼的照片上，顿时她产生了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怎么过去了近二十年，这种仪式还保留着？”

对着摄影师架起的镜头，表姐笑得很灿烂，可镜头一转，皮桃还是发现了她表情中的疲惫。

在这段感情之前，皮桃28岁的表姐刚因为异地而结束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恋情。在皮桃看来，长辈们的“花式催婚”，是推动表姐和她的先生快速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主导因素”。

活跃的司仪，隐身的妈妈

在小城，一场“爹味”婚礼的承接者，往往是当地婚庆公司里的“金牌”司仪。

司仪的受欢迎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档期和价格。“金牌”司仪能说会道，又深谙各种婚俗，在操办婚宴这件事上，深受长辈们信任。

皮桃表姐的这场婚礼，就是由小城最好的婚庆公司全程负责，总共花费了5万元，包括场地、策划等，其中司仪的价格近4千元，占了8%。

“司仪也是分档位的，有高、中、低三个档次。”

据皮桃了解，当地司仪的价格在1000元到6000元不等，一般高档的价格为3000元到5000元左右，如果有钱人家想要办得更风光一些，就会邀请本地小有名气的主持，一场下来单司仪的费用就会过万。

作为婚礼上实实在在的局外人，司仪却总在不断怒刷存在感。“新郎家的饭好不好吃？” “新郎家的床软不软？”看着司仪在台上打趣新娘、活跃气氛，站在一侧的阿汤“尴尬到可以用脚抠出三室一厅”，她是00后，接受的教育从来是尊重和平等，她不明白这样的司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让新娘难堪吗？”

除了尴尬，皮桃也感受到了这些仪式里过时的气息。

“感谢新娘父母多年来的辛苦培养，把自己至亲的女儿亲手托付给他。”

“新娘遇到了她一生中的唯一。”

“恭喜新娘在今天成为了X太太。”

婚宴上，诸如此类的话，司仪说了一遍又一遍，他试图营造温馨氛围，却实实在在地刺激了皮桃的神经。

“这些话的底层意思，让人觉得新娘仿佛一个物品似的，还能这么来回给，自己没什么能动性。”

而对于新娘本人的实际感受，司仪好像并不在意，他频繁地询问着男方结婚的心情、当下的体验，似乎在他的经验中，新娘在这一刻能感受到的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连父母也会配合这样的“爹味”时刻，佟丽娅的父亲就在《快乐大本营》上有过这样一段发言：

“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希望到了老陈家以后，多干些活......”

那是2014年年末，节目组为佟丽娅和陈思成补办了一场中式婚礼，佟丽娅父亲的这番话，也同样引起过阿汤的不适。

在这样的仪式中，隐身的除了新娘，还有新娘的母亲。

从小到大，阿汤频繁出入各类婚礼现场，面对大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她总会怀有好奇：“为什么新娘一直是由爸爸牵着入场，交到新郎手中，那个时候妈妈在干什么？”

原本，阿汤以为新娘的母亲在为更重要的事情忙碌，直到有一次，她托着表姐的婚纱，跟在后面走上T型舞台，在一堆举起镜头的亲戚朋友中，她注意到，姑妈看着女儿挽着父亲的背影，自己躲到一旁，悄悄抹了眼泪。

后来，她听说有一些新娘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无法牵着自己入场，而会请家中其他的男性长辈代为承担父亲的角色。

她更加疑惑，“为什么牵着新娘的手入场的人，不能是妈妈呢？她明明也是很重要的人啊！”而除了这个环节，在婚礼上作为家长代表发言的，也几乎都是父亲。

成年以后，阿汤从花童晋级为伴娘，可对于“母亲的隐身”却始终没人能解释得清楚，她发现“大家都只是学着前人的样子，继续延续下去罢了”。

一场体面的婚礼，在许多长辈眼中是子女一生的大事，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穆言记得，将近十年之前哥哥结婚，除了高规格的婚宴之外，还有嫂子的彩礼、婚房的装修，是一笔巨额花销。

“这笔钱其实是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所以当时他们还去贷款、借钱，还了好多年才终于还上。”

结婚之后，哥哥搬去了自己的新家，只剩穆言还和父母同处一个屋檐下，在生活的琐碎中，她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给父母带来的压力。

“为了这种面子工程，自己还要在家吃糠咽菜，我觉得这是一件完全不划算的事情。”

明明是一家人，哥哥作为儿子，似乎很享受婚礼上的高光时刻，而作为女儿的穆言看到了父母更多的不易。可母亲仍将“让女儿风光出嫁”这件事情，当成她的为人母的“任务”她老年生活的重要支点。

得知穆言和男朋友有结婚的打算之后，母亲常会念叨“一想到你要出嫁，我就要掉眼泪了”。好像从此她将不再属于这个家，每次听到这句话，穆言都会联想起婚礼上司仪刻意编织的“煽情陷阱”。

女方家长泣不成声，男方家长红光满面，耳边传来司仪事先准备好的尴尬台词，这样的场景如果换上自己的母亲会怎样？她无法想象，只想极力逃避。

谁会胜利

2022年一开年，穆言和恋爱多年的男友在上海领了结婚证，母亲暂时没有再进一步逼迫她办婚礼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反抗有了结果，她将这个方法总结为：“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领证的日子，还是母亲来定的。

母亲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在她的观念里，结婚一定要挑个好日子。

“当时她找人，根据我和男友的属相，算了合适的结婚日期，但发现虎年一整年都不合适。最终快速促成我俩在过年之前领证。” 

可穆言发现，就算是已经领了证，母亲内心对于她不办婚礼的芥蒂丝毫没有消减。因为少了提亲、双方父母见面商议等流程，在母亲看来，她们这小夫妻的婚姻过于草率了。

“没有一个女性是不想办婚礼的，结婚这一天是女人最幸福、最美的一天。”

这是一直以来存在于母亲脑中的刻板印象，这个仪式于她而言，除了能给亲戚朋友一个交代，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之外，还代表着一种承诺和保证，是安全感的来源。

但在穆言这里，只剩下压力。母亲至今仍在刺探，她不敢相信这个决定是穆言发自内心做出的。

“她总是各种旁敲侧击，问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男方家不重视我，不愿意大操大办，我不敢跟她说，才找借口说自己不想办。” 

事实上，穆言对婚礼的抗拒，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母亲命运的惋惜。她是一个要强又聪明的人，几乎一个人主外又主内地支撑起一个家，父亲至今连衣服都不会买。

他们被包办婚姻绑定在一起，母亲因此承受很多不幸，无数次想过离婚、离开家到外面做生意，有几次都已经走出去了，又被亲戚以两个孩子没人管、女人不能不顾家为由劝了回来。

穆言常常会想，以母亲的能力，如果有机会读书、外出闯荡，一定会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生。因此她更反感婚礼上那些包装成祝福和习俗的、对女人就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规训。

然而当她把这些想法告诉母亲，鼓励母亲不要再为女儿的嫁妆和买房钱发愁，也不用时刻准备着带外孙，可以过跳跳舞、做做饭的轻松日子，坦然地享受生活，母亲的反应却是：

“我知道我给你攒的那几万块钱你已经看不上了”“你是不是嫌我没文化、没见识，怕我在婚礼上给你丢人了才不想办”。 

“我想解放她，但她却认为我要革她的命。”穆言这样总结她和母亲之间由婚礼引发的分歧。

自从得知穆言计划结婚的消息，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缝红棉被，并装在大红行李箱里给穆言寄到了上海。上海的冬天，空气阴冷潮湿，7斤的棉花被子极易吸水，变得又重又湿，难以使用。

虽然不合适，但穆言也不忍心拒绝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心意。为此，她还需要特地整理出一半的衣柜，来放置这些红棉被和母亲寄来的大红色行李箱以及床上用品，本就狭小的空间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每次看到父母的这些心意，穆言的脑中也闪现过一个折中方案，请亲戚们吃一顿饭，把婚礼的流程尽量简化，也算给他们一个交代。

但刚开了这个口，母亲就开始想尽办法说服她：

“这个环节不能省，那个环节也要留下，什么都不能舍弃，最后又变成了那种传统规格的婚宴。”

这和穆言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她立刻改口，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最激烈的一次，电话那头母亲开始带着哭腔大喊大叫：

“我的女儿工作也很好，学历也很高，也没有比别人缺胳膊少腿，为什么别人的女儿都能风风光光出嫁，我的女儿却要偷偷摸摸地嫁人？”

自此之后，穆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件很难调和的事情，因为“两代人对于婚姻这件事的底层认知就不同”。

如今，疫情成了双方的缓冲剂，母女两人围绕婚礼的对峙仍在持续，但穆言知道，短时间内达成相互理解，不太可能。

“最后只能是通过一个暴力革命的方式，要不就是他们镇压了我，要不就是我镇压了他们。”

（文中涉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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