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热播剧《知否》火遍了大江南北，女主盛明兰的一些话，更是被奉为经典。其中有一次，面临要谈婚论嫁，明兰说：“与人相处，还是要看品性的最低处。”这句话，也被当成了“名言”，一时广为流传。 品性的最低处，可以是一个人的缺点，可以是一个人的局限，也可以是这个人在面临最差的绝境时，所表现出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这堪称一个人“最差的一面。”能不能去容忍和接受对方最差的一面，才决定了这一段情谊能否长久，不论友情还是爱情。

看到这句话，不由得想到苏轼，那个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人，那个高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老夫子，那个仕途屡遭贬谪却依旧守护心中净土的可爱的人。

提起苏轼的官场仕途，就不得不提及有名的“乌台诗案”。 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身边众多好友唯恐连累到自己，纷纷作鸟兽散。

俗话说人走茶凉，这人还没走，茶早就凉了。纵然人情凉薄，但豁达通透如苏轼，他表示完全可以理解，于是善解人意地主动和他们切断一切往来。 那段时间，苏轼完全陷入了“自闭”的状态。到什么程度呢？据史料。

苏轼那时候几乎是这样的——“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可以想象，那时候“乌台诗案”东窗事发，原本与苏轼称兄道弟的那些好友，都躲得远远的，冷眼旁观这位“名声臭了”的前同僚；也有人心怀恻隐，对苏轼表示同情，却为了自保，也不得不保持沉默。 但，让苏轼都始料未及的是，有一位朋友，却仍旧“不离不弃”，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和他疏远，反而给予自己安慰。他就是章惇。 在所有人都在唯恐祸及自己而纷纷躲远，只有章惇仍旧与苏轼保持着联系，一切照常，在苏轼“庭前冷落寂寥”时，他多次写信给苏轼安慰，并多次试图给予帮助，帮苏轼应急，这让苏轼在孤寂之余，感到异常的温暖。

除了私底下给予苏轼安慰，在朝堂上，章惇也听不得其他大臣说苏轼的“坏话”。比如，当朝宰相王珪经常拿苏轼的诗来挑衅，其中“蛰龙”二字屡次提及，认为这对皇帝尤其不尊不敬，让宋神宗治苏轼的罪。这时候，朝堂上没有人敢替苏轼说话，只有章惇敢站出来，据理力争，帮苏轼争辩几分清白。 这样的事迹传出去，苏轼都感动得不行。

如果故事从这里落幕，那么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友情，恐怕真的会感动无数人。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样一对好友，却在后来的党政之争中逐渐奸恶，形同陌路，视如仇敌。 甚至后来，章惇官拜宰相，他明明有机会和苏轼修复关系、重归于好，却没有选择这条路。反而利用自己的权势，更加变本加厉地针对苏轼，将其一再贬谪。

时光像一把杀猪刀，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也改变了人。或许，在宦海浮浮沉沉多年，章惇被党政之争的局势裹挟，也改变了立场，遗忘了初心。 又或许，有的人本就适合并肩走一段路，缘分尽了就会离散；而有的人，则适合携手扶持，共同走过漫长一生。

苏轼的另外一个好友，王巩，则是后者。 王巩其实家庭条件很显赫，不仅自己出身名门，而且还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乘龙快婿。如果依靠背景和自身条件，估计在官场上也能混个不错的名声。可实际上，官场上的王巩，总是过得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呢？其实和苏轼的“乌台诗案”息息相关。 前面讲到“乌台诗案”事发后，苏轼身边很多人都害怕连累到自己，实际上他们却没有。因“乌台诗案”而受到处罚的，据史料记载，总共24人，而其中最惨的就是王巩。 当事人苏轼被贬到了黄州，而王巩，则一口气被贬到了宾州（今天的广西宾阳）。 或许出于对王巩的愧疚，一开始，苏轼还有点害怕给王巩写信。还是王巩到了宾州后，安顿下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苏轼写信，对贬谪一事绝口不提，反而讲自己目前一切都好。即便是他在流放的这一路上，惨遭巨大变故，经历两次丧子之痛，自己也大病一场，对苏轼仍无半分怨恨。 因为在他心中，苏轼是永远的朋友。

此后的数余年里，不管他们身在何方，被贬谪到何处，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王巩好女色，苏轼则唠唠叨叨劝诫他；苏轼喜好做美食，王巩也不厌其烦听他分享。在文学上，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欣赏；在生活中，他们言语投机互相扶持。 对于苏轼而言，得好友如王巩，夫复何求？ 作者：我方团队月落星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