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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书彬 王阳明纪念馆位于绍兴新河弄,门柱上刻着王阳明的两句诗:“起向高楼撞晓钟,不信人间耳尽聋。”这两句诗出自王阳明的《睡起偶成》一诗,全文为:“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纪念馆旁边,是修复中的王阳明故里。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这几年也是他一生最为愉悦的时光。巧合的是,同样是在绍兴,在王阳明之后,也走出了一个自比为敲钟人的文化大家——鲁迅。不过,鲁迅看待钟声,并没有王阳明那种自信的态度。 讲学在绍兴 绍兴是王阳明的祖籍地。
1472年,他出生在余姚。他9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绍兴。由于他父亲在朝中任职,王阳明的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北京度过。后来,当王阳明也出仕后,他辗转多地任职。在晚年以前,他很少有机会在绍兴家中久住。 1521年,王阳明回乡祭祖,并从这一年起长居绍兴,一直到1527年。 《睡起偶成》这首诗作于1520年,当时王阳明尚在江西巡抚任上。在写下这首诗之后不久,他在南昌提出了“致良知”之教。而后,随着他回到绍兴,绍兴也成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讲学地。 从孔子起,儒家就以讲学为传道之法。孔子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之后,感慨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晚年的孔子,不再寄望于通过施政来实现抱负,而是喜欢上了做一个传道的老师并乐在其中。在孔子身后,他被人们称作“先师”。 有了孔子这个先例,后世儒者常以讲学为传道要务。宋代,在官方的教育体系之外,书院兴起。在宋儒看来,比起官方的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民间自办的书院才是儒家文化的真正传播者。理学宗师朱子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并主张书院教育要摒弃官方教育的影响,师生在书院里要专心以讲习提升自身修养,进而推动社会形成良善的道德风气。
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和朱子理学在治学方法上截然不同。朱子主张用外在的“天理”约束人的行为;而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天理”就在人心之内,可以由内而外地让人做出合理的行为。 但在教育观方面,两人别无二致,像朱子一样,王阳明也对官方教育体系深恶痛绝。王阳明认为,由于官方教育体系已经和科举高度捆绑在一起,人在经历了这种教育后,“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究其根本,在于这种教育丢失了儒家育人的真精神,让人以做官、出人头地为目的而非以完善道德、移风易俗为目的。所以,王阳明非常赞赏朱子所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认为它显明了书院教育的宗旨,“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特别喜欢讲学。在龙场悟道前,他就开始收徒讲学了。《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龙场悟道后,他在江西、北京、南京、滁州等多地为官,然后到江西。在此期间,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不忘讲学。
如他所言:“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但这些讲学无论在时间的持续性还是在影响范围上,都不及他晚年在绍兴的讲学。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如此记录晚年王阳明在绍兴的讲学盛况:“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 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敲钟在绍兴 在“致良知”之前,王阳明的教学宗旨为“知行合一”。 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太监刘瑾专权,被杖责四十,然后被流放贵州龙场。他在龙场提出了“心即理”,创立了心学,并开始以“知行合一”为教学宗旨进行讲学。 如果把“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进行比较,可以说“知行合一”是基于“心即理”而提出,仍有一定程度的二元色彩。“致良知”则完全消除了二元色彩,“致良知”既是“知”,也是“行”。这种高度的融合性,标志着心学进入到了成熟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儒家“亚圣”之称的孟子,最早谈及“良知”。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在孟子那里,“良知”是一种先天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与生俱来,人只要听从这种认知的引导,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人与人之间的相敬相爱。在王阳明那里,他除了强调良知的先天性和良知对人的引导,还把“致良知”作为了教学宗旨,同时也是心学的基点所在。 1521年初,在向弟子正式提出“致良知”时,王阳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他又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这种激动的心情,也表现在他的《睡起偶成》一诗里。在绍兴,王阳明除了以书院、寺院、山野为讲学地外,也把自己的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讲学地。如今的王阳明故里为一片工地,在修复完成后将作为旅游景区开放。因为王阳明曾受封“新建伯”,所以王阳明故里又称“伯府第”。按照时人黄佐的记载,“伯府第”除了大厅比较豪华,其余地方都很简朴,特点是房间数很多,以方便从外地来的王门弟子留宿。 碧霞池位于“伯府第”外,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如今碧霞池尚在,天泉桥已无迹可寻。这里是心学史上“天泉证道”的发生地。1527年,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对门人钱德洪、王龙溪讲学,裁定二人对“阳明四句教”的理解。这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对此,王龙溪认为,“心之体”既然无善无恶,那意、知、物也都是无善无恶的。所以他主张“四无”: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钱德洪反对王龙溪的看法,他认为,“心之体”因为受到了人之习气的污染,所以需要“致良知”,以恢复“心之体”本来的样子。若是像王龙溪那样强调“四无”,那人还需要学习、做功夫吗? 王阳明听了他们二人的看法,回复说:“四句教”不可更改。但王龙溪、钱德洪的见解各有可取之处,那就是王龙溪的见解比较适合“上根”之人,钱德洪的见解适合“下根”之人。 讲学之乐 也是在碧霞池上,王阳明表达了对朝廷事务的疏离态度。
他在一首题为《碧霞池夜坐》的诗中写道:“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诗中的“无端礼乐纷纷议”,指是当时朝中的一件大事——大礼议。 正德皇帝死后,因为没有子嗣,其堂弟登帝位,为嘉靖皇帝,新皇帝执意要把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数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外大哭抗议,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气地施以集体廷杖,杖死十余人。 依世人之见,王阳明应该在“大礼议”之争中发表意见,因为皇帝这种做法会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战帝位的可能性,而他是平定宁王之乱的第一功臣,对宗藩叛乱体会最深。但是,王阳明对此无一字上书。有多名弟子问他对“大礼议”之争意见如何,他都没有直接回答。这首《碧霞池夜坐》,算是委婉地做了回答,而且,在这时的王阳明看来,“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 在一封写给门人的信中,他说到讲学之目的:“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这一时期,他也多次自陈,讲学是多么快乐。“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儒家的理想是恢复人的善良本性,进而建立一个合理的、人人相亲相爱的人间秩序。
王阳明的心情之所以如此舒畅,是因为他自认为找到了实现这个理想的路径:通过“致良知”,让人得以醒悟;通过讲学,汇聚志同道合之士,带动天下之人,自然而然地造就一个大同社会。他以“讲学”为路径,也是他疏离了朝廷事务的原因。 按照学者余英时的说法,“致良知”之教,标志着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觉民行道”:“‘致良知’之教应个体意识在明代中国显现的时代大潮而生,打破了朝廷对‘理’的解释权的垄断。(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绍兴新河弄的王阳明纪念馆,设在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吕本的府邸里。 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王阳明在《睡起偶成》一诗中,为什么怀着激昂的心情,自比于一名敲钟人。他认为“讲学”就是钟声,而这钟声可以让无数人从沉睡中醒来,让“良知”流行于整个社会并让这个社会焕然一新进入理想境地。 学者杜维明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的贡献一样深刻。” “良知”与“良知” 巧合的是,在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中,“良知”也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宗教改革与王阳明创立心学几乎同时发生。
1517年10月17日,因为被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行为激怒,路德在德意志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订上了《九十五条论纲》,指出教皇没有赦罪的权柄,赎罪券售卖活动只能导致腐败;真诚悔过的人,无须赎罪券就可以获得罪罚的赦免。 他这些观点等于否定了教皇具有最高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展开。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受审,主审官要求他收回改革观点,被路德当场拒绝。路德说:“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我不能而且不愿意撤销任何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上帝助我,阿门!” 什么是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是什么?路德曾这样解释:“每个人的良知就有足够的驱动力,使自己的心忐忑不安,以至像一个穷困可怜的乞丐,见到珍宝就欢喜得不行,非要得到了才安心。真的,若是乞丐听到哪里布施钱财、衣服,他就不需要监守官的鞭打、强迫,而是自动地尽快跑去,以免得不到礼物。” 在路德那里,良知是一种否定性的内在力量,让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对恩典充满渴望。相较之下,良知在心学中,是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内在力量存在的。对于王阳明而言,良知既内在于人性,也引导人性走向完美、丰富。一个“致良知”的人,不仅仅不是贫穷的乞丐,反倒是一切不用外求的最富有的人。
因此,王阳明对良知的种种解释,也都洋溢着乐观色彩。比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又如:“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王阳明和路德所说的“良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是最高本体,而路德所说的“良知”没有本体性,是“被上帝的道俘获”的。 “致良知”的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让心学走向主观化。
王艮是倍受王阳明欣赏的王门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进一步强化了心学的这种主观性。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颜钧,在讲学的时候就地打滚,一边打滚一边说:“试看我良知。”对此,泰州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李贽认为,颜钧参透了“良知真趣”,是个真性情的人,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那些人才是“无一刻不打滚”。 李贽之所以要为颜钧做这样的辩护,是因为心学在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也越来越有流入怪异的趋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讥讽心学后人“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同为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虽然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严词驳斥心学,但也认为心学开启了“狂禅”之风。
四百年,又一个绍兴敲钟人 这些纷纷扰扰,对于王阳明而言,都是身后事了。 1527年,王阳明最后一次受命于朝廷,前往广西平叛。1529年,他在归程中病逝于江西。临终前,留遗言于弟子:“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的弟子将他安葬在绍兴城外的鲜虾山南麓。 他曾在《睡起偶成》中表达的愿景,并未在他的身后实现。如学者余英时所言,王阳明曾经寄望于通过“致良知”,以“觉民行道”的方式,打开一条新路,然而,他所处的明代,正是融儒家伦理与专制君权为一体的秩序登峰造极的时代,亦即“道统”与“治统”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不分彼此。这就使得,当王阳明试图在这种局面之外,另起炉灶以民间讲学为“行道”之法时,必然会和官方的意志产生冲突。 对于理学中人而言,他们和心学的冲突,乃是儒学内部的学术之争,他们讥讽心学,原因是不认同心学的为学之法。但对于官方而言,则是难以容忍儒学解释权随着心学的传播而旁落。 王阳明去世后,朝臣桂萼上奏,请求将心学斥为“伪学”。由于这份弹劾,心学在嘉靖年间被朝廷长期当做“伪学”,遭到严禁。与此同时,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余姚、南昌、金华、青田、辰州、溧阳、龙场、赣州、泾县、蕲州、宣城,各地的王阳明门人却无视严禁,不断建书院讲习心学,建阳明祠祭祀王阳明。 至明末万历年间,官方和心学后人的冲突愈演愈烈。1602年,曾为心学辩护的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随后在监狱里用剃刀zisha 。在此之前,泰州学派另一传人何心隐因为抗议官方禁止民间讲学,在湖北被逮捕并死于乱杖之下。
此后,1644年,清军入关,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了,而且是比以往更加严酷的秩序。1912年,清帝在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呼声中退位,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了。民国刚刚建立,却显出一片暮气沉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反思之后,把矛头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认为必须打破旧文化的束缚,方可有新秩序的建立。 这个时候,也是在绍兴,走出了作家鲁迅。像早他四百年的王阳明一样,他也给了自己一个敲钟人的角色。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有许多人睡在一间没有新鲜空气的铁屋子里,他们需要被唤醒,但如果他无法帮他们打破铁屋的话,岂不是让他们白白承受了临死前的痛苦?还不如让他们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闷死呢。 与几百年前的王阳明不同,写下这些文字的鲁迅,心情是悲凉的。他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 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