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留新辉 1个月前 126次点击
《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设计说明
一、现行盲字的缺陷和再改革的必要性
绝非“无病呻吟”
这个带调双拼的新方案,前年寄到成都盲校,有位教师说,"这是黄乃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干想出来的……"。
果真是这样吗?否,绝对地否。就是现行盲字的方案,也是在我学习旧盲字的过程中,感到它的弊病,边学边研究,边学边改,从实践中搞出来的。不过那时个人的水平和经验有限,在拼音文字方面,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的经验上讲,都只有《北拉》的基础。这是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的,以致造成了现行盲字的缺陷。
现在提出来的这个盲字新方案,是对现行盲字的大胆的否定。它不是调整字母和拼法的改良,如同过去研究、设计和实验过的《汉语拼音盲字》或者像现在有人主张将现行盲字的一部分音节简化(bpmfdtnlgkh后不用拼写韵母e)所做的那样;而是汉语盲字从低级拼音文字形态飞跃到高级拼音文字形态的*。它不拘泥于尽量保留现行的字母或采用26个拉丁字母的国际通用盲符,而是大破大立、批判洋教条、创立新体系。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从客观形势来讲,我国**和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要求进一步改善盲人的文字工具,以利于他们迅速提高思想、*、文化、技术水平;从群众认识来讲,现行盲字经过二十多年的群众实践之后,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在一些努力上进、爱好学习的青年盲人心中,已经蕴藏着要求改革、要求实现带调双拼的新的理想。从主观方面来讲,通过学习毛著和马列著作,自己头脑中残余的教条主义思想已有所克服,从而充分认识到现行盲字缺陷之所在,并且时常怀着抱歉的心情,力图找到一种新方法来克服其缺点,以弥补因当时个人水平不够而造成的历史过失。这个良好的愿望是在热心文改事业的明眼人扶良文同志的大力援助下,花了两年功夫,抛弃过二十多个不成熟的方案设计(其中有好几个都是经过短期试用后才放弃的),才得以实现的。我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紧密配合,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在1975年五一节,搞出了这个方案的基本设计。
现在,这个方案已经经过两年的群众实践检验了,基本上符合设计时的预想。
现行盲字的缺陷
现行盲字的主要缺陷何在?在于它对声调问题处理得不好。
关于标调问题,我国的文改工作先辈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法,从来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30年代《北拉》派和《国罗》派之间的争论:前者主张一律不标调,后者却主张一律要标调。
现行盲字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就是"一般不用标调,需要时才标”的原则。理由就是,现行盲字采用分词连写法,而汉语词汇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乃至百分之八十的词儿不会同音相混,只需要在同音混淆时和遇到生僻疑难的词儿时才标。实行这种选择标调法二十多年来实践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回答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它使盲字长期处在低级形态的发展水平上;另一句是,它使方言地区的盲人群众不能更好地掌握普通话。
因为是“需要时才标”,这个“需要”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或者是凭着译印者或抄书者的主观随意而定,造成词形的不固定。越是文化程度低的人,越是需要多多标调,他们难以根据上下文的制约来猜测,声调念错了,就不认得是什么词儿,意思就不理解。
我自己也常常为这种费劲的猜测而烦恼;有时甚至因误读而闹出笑话来。例如在一篇文章中有句“qishangdashu‘TiTIANXiNGDAO’"的引文,我念成“骑上大树……”就弄不懂,直到联系下文捉摸了20多分钟后,才恍然大悟,大笑不已。原来是“旗上大书……”即"旗子上写着几个大字……”的意思。这种念不准、猜不透的难处,正是现行盲文给广大盲人群众带来的共同烦恼;至于方言地区的盲人因盲文无调而说不好普通话的后果,那就不解自明了。
本来,声、韵、调是汉语语音的三大要素。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按照信息论,声、韵、调三者载负汉语语音信息的百分比:声母约为38%,韵母约为42%,声调约为20%。而现行盲字一般平均只有5%的音节标调,那么,就有95%的音节丧失了20%的信息,因而词义就不够明确,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通过盲人群众广泛的、长期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仅仅因为有词汇和上下文的意义的制约,对于因缺少声调而丧失的那部分信息有所补充和帮助,能够猜测词义罢了。但这是建立在盲人的教育和文化程度如何的基础之上的,教育和文化程度越低,越是需要声调的帮助来确定词义。那么,现行盲字为什么又不能普遍标调呢?
这是因为现行盲字的重要设计原则之一是“字母国际化”,这就限制了人们根据汉语语音的特点来安排字母的自由,于是便不得不用一个独立的盲符来表示声调记号。为了节约篇幅起见,所以才采用了“需要时才标调”的办法。因为所有盲字都要求节省篇幅和时间,这个节约(经济)的原则,是各种盲字共同的特点,即共性(对明眼文字说来,则又是其个性。)违背了它,盲人群众就不愿意接受这种盲字。
现行盲字的另外一个缺陷,是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目前,盲文是处在汉字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几乎所有的学习材料、文章和读物,都是直接从汉文本转译过来的,你不能按照拼音文字的要求加以改写,这里,就存在着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标调,可以减轻些,但不能完全解决。比如,一些生僻的或从文言转来的词语,即使念得准声调,但说不出是什么汉字,盲人向明眼人请教时,别人也无法帮助解释清楚。有的盲人甚至一生连名字都难于固定,任凭别人随便乱写同音字。
以上就是现行盲字的缺陷之所在,也是广大盲人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烦恼事儿。这就是盲字问题上的主要矛盾。如果对这个主要矛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违背了*关于"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教导,搞盲字改革就会迷失方向。
必须改革
现行盲字的历史贡献,是采用了分词连写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将它逐步完善了起来,把我国盲字由汉字的附庸地位提高到了拼音文字的水平;其次,是用普通话统一了盲字的拼法,普及全国,有利于盲胞之间以及盲人和全国人民的团结。
但是,现行盲字又是存在着缺陷的,它的缺陷,当着目前形势要求我们加强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要攻读马列原著和*著作的时候,便显得更加突出。克服这些缺陷,把我国盲字从拼音文字的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不仅是完成我国盲字自身的历史发展使命的需要,也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需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盲人群众的思想、*、文化、技术水平,以适应我国**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需要。选自黄乃先生的有关文章。
我国最早的《康熙盲字》,虽然不是拼音的,而是以两方盲符合成的代码来代表一个汉字的字音,但它却是有声调区别的。
后来在上海盲校用过的所谓“两方字”,是在旧盲字(指“心目克明”盲字)的基础上,用音节内部写法上的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声调的;但是它的变化规律比较复杂,而且写法改变、音节形式变换以后,已脱离了原来的拼音形式,需要死记。
上述两种前人用过的我国盲字,虽然在两方盲符之内解决过声调问题,但都不能直接拼音,难学难记,很不理想。如果能设计出一种盲字,在两方之内既能拼音又能标调,全面符合盲字的经济性和明确性这两项重要要求,那该多好哇!
日本盲字的借鉴
在世界各国的盲字当中,日本盲字的字母结构以及他们否定日语盲字字母国际化的经验,对于我们创制新方案,是最富有启发性的(参看《带调双拼盲字方案》的附录5)。
日语“假名”(日语念作kana)字母,是一种音节字母。它的字母表(五十音图)中,除了五个元音了イウ工才(aiueo)和几个重复的字母外,其余的都是辅音和这五个元音拼合的音节字母。日本的盲字(在日本称为"点字")创立于1887年,沿用至今,没有任何变动。它的字母表设计得很巧妙,以盲符的点位代表不同的音素,用一方独立的盲符代表一个"假名"字母。它的五个元音是以一二四点点位上的不同变化的符形来表示的,而三五六点点位上的不同变化,则代表七个辅音。所有的音节字母,除了ワ中工习用相应的元音符形下降到底来表示,や工日用相应的元音符形下降到底再加点4来表示以外,其余的都是由代表辅音的点儿加上代表元音的点儿组合而成的。所以,它的字母表无须逐个字母记忆,只需要记住五个元音和七个辅音的点位变化,就几乎记住了全部的字母表。
在日本,也有一些人发起字母国际化即"罗马字"运动,要把固有的民族字母---"假名",改用拉丁字母来拼写。这个运动,也波及到盲字领域。虽然有少数热心家提倡了好几十年,但日本的盲人群众,却根本不买这个帐,响应者廖廖。就是在1950年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召开的“盲字统一国际会议”上也否定了要将日本盲字拉丁化的建议,反而作出决议说,日本现行盲字设计得相当巧妙,任何离开现行体系的作法和要求,都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拉丁化以后,每个“假名”的音节字母,要用两个,有的还甚至要用三个字母,才能拼写出来,违背了盲字的节约原则。
从日本盲字成功的经验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这就是:要用盲符的内部结构,来反映汉语语音的内在联系,将作为形式的盲符的特殊性和作为内容的汉语语音的特殊性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抛弃洋教条,不跟在明眼人的拼音方案之后爬行,开创我国盲字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日本盲文诞生以来90年间没有变动的事实还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民族的盲字,只要它是在六点制盲符国际共同的形式中,充分地反映了本民族语言的特殊规律,就能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那么,假使我们这次的新方案设计得对头,就将有可能结束我国盲字曲折的、变动不定的发展史。
三、攀登我国盲字的高峰
从何着手?
方向既明,我们就要在这个六个点儿的盲符之内大翻其"孙悟空的跟斗"。一方面要接受它的限制,另一方面又要在这小小的“广阔天地”内自由驰骋,攀登我国盲字的高峰。
究竟从何着手?真是开头难啊!
扶良文同志是一位积极的业余文改研究者,他和他的伙伴们设计过只用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带调双拼方案,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两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要在有限的盲符以内搞带调双拼,就必须允许声韵同形。这就是说,同一形状的盲符既可以规定为声母,又可以规定为韵母。这对那种拼命追求"一音一母、一母一符”的传统设计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声韵同形,会不会发生混淆呢?不会,保险不会。阿拉伯数字的基本符号,只有从0到9的十个,然而可以表示亿万个不同的数字,丝毫没有混淆。这是由符号的位置---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等等---来决定的。双拼盲字的音节结构,只有两方字母,声方和韵方,位置是固定的。不管你是什么形状的符号,放到声方的位置上便是声母,放到韵方的位置上便是韵母。何况盲人是用手指摸读的,无论摸读的速度多么快,接触的字母,不会漏掉一个,总有先来后到之分,在这种特殊的摸读条件下,声方韵方更是没有混淆的可能了。除非你是从一个词儿的中间摸起,才不敢确定这个符号是声母还是韵母。但盲文是分词的,平均每个词儿的长度只占四个符号,从词儿的头上摸起也并不费事。
确定了声韵可以同形,这只是入门前的准备,还不等于进了大门。真正进入大门,使我们能开始着手安排字母表的,是扶良文同志提出的声介合一、韵调合一,声母bpmf和声介合母bupumufu各自相对应地共用一个符号的建议。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两方盲符之内安排好汉语的声介韵调。
四条标准
确定声介合一、韵调合一的原则后,具体的字母符号安排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呢?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比较和选择呢?
经过研究,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提出了四条标准。这四条标准,是我们对设计的方案所提出的要求,也是衡量一种盲字的优劣程度所必不可少的标准。
概括起来,一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叫做:词形清晰,音义准确,少点少方,好用好学。
词形清晰,这是首要的、起码的要求。如果摸不清楚,就失去了作为盲字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词形结构要明晰、轻快,不能松散或易于引起误会。
音义准确,就是要求表达汉语的语音要完整,每一音节要有声调,念得准确;表达语义要明确,要能够区分同音词,甚至要拥有能指明是什么汉字的手段。
少方少点,就体现了盲字的节约原则,能够节省时间和纸张。最好还要使这种设计能够便利于编制缩写,拥有较大的编制缩写的潜力。
好用好学,这一条是综合的,是总的要求。用和学相比,用放在首位。因为使用盲字是盲人一生的长期的事情,学会掌握使用盲字却总是短暂的一个短时期的事情;学时稍微困难一点,但用时方便得多,那么,付出这点学习的代价是值得的。所以把好用放在首位。好学就要容易记住字母、容易拼;既要便利初学者,又要便利已掌握现行盲字者,这才便利于实行改革。
这四条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同时它们又是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要求,就可能使其它方面受到损失。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白璧无瑕是办不到的。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有深切的体会。往往为了克服某方面的一个小疵点,却在其他地方带来了新毛病。所以,这四条标准不能分割,评论一个方案要拿这四条标准作全面的、综合的衡量,从总体上给予恰当的估价。
我们对于这个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设计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全面地实现这四条标准。能搞带调双拼的方法是很多的,基本上符合这四条标准的设计也不是只有一个。但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们就要用这四条标准去选择,挑出其中一个最好的来,以期攀登我国盲字的高峰。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鲁迅先生在30年代曾满腔热情地支持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当时劳动人民处在受剥削、受压迫,不识字、无文化的悲惨境地,迫切要求简便的拼音文字工具,以求得知识,求得真理。于是“北拉”就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广泛地传播起来。然而,鲁迅先生并没有满足于“北拉”的低级拼音文字的形态,而是对它的发展寄以满腔的希望。他对于理想的拼音文字曾说出过他的要求,概括起来,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就是:"简而不陋",精而不难。
鲁迅先生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四条标准,正是他的这两项要求在盲字方面的具体化。
(注)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第八节"怎么交代?"中,对于《国语罗马字》说过如下的意见:"但叫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接着他又说:“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介母和声调记号的位置
要全面安排字母表,首先要确定介母和声调记号各在声方和韵方占据什么位置。它们的点位确定得不好,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甚至可能使设计归于失败。它们是关系全局的“中心项"。我们经过多次摸索和失败,反复实践,终于找着了它们的唯一正确的位置。这就是:在声方,把五、六点点位上的三个可能的符形变化,按第五点、第六点和第五六点的顺序分别代表介母iuü,因为这个位置靠近右方,表示和韵母接近的语音关系;同时,这样安排,又可以在声方比定在其它位置上多得一个符号来安排声母,这对于尽量采取在有限的盲符制约下来安排字母的主动和自由,是有很大意义的。介母如不和声母拼合时,我们规定要加写第二点,以保证词形结构清晰紧凑。在韵方,我们确定以三、六点点位上的符形变化来代表声调记号,分别以第三点、第六点和第三六点表示阴平、阳平和上声,并以韵符上部四个点位上的符形来表示韵母,同时就以韵母原形来表示去声,又以韵母下降一个点位来表示轻声。汉语四声中,去声的频率最高,所以不附加任何点儿;上声的频率最低,所以附加两个点儿。这样,我们的韵母就都带上了调,和语言的具体情况相吻合。没有调的音节,在汉语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抽象的音节。
按照盲人的摸读心理,每个盲符是作为一个整体形象来感觉的,特别是摸读时是在手指的运动(移动)中去感觉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盲符上去分析它的内部结构的,所以,应先在声方结合成
声介合母
,然后再和带调韵母相拼而构成音节,这就是双拼。在教学上,要充分掌握这个摸读心理上的特点,否则,就会把简便的事情变难。虽然如此,但新方案的音节结构又是可以分析声、介、韵、调的,符合语音结构的自然情况。
手指头的触觉,指尖最敏锐,指腹稍次,因而韵符上方四个点儿的点位是最好的,把它安排给韵母,而以底层的点儿做声调记号,这样就符合语言中以韵母为主、声调为从的自然规律。
在摸读运动的一瞬间,指尖接触的空间恰好是两个盲符的地位,正好构成一个音节,拼读稍微熟练一些的盲人,可以按照音节结构的整体形状直接读出准确的字音来。再熟练一点,便可根据词形来阅读了。带调双拼盲文的词形较之现行盲文,又固定、又丰富得多,能够分化出汉语中绝大部分的同音词,准确地反映语言的实际情况。
哑音的应用
哑音定字法,这是新方案设计中的一项新创造。其目的在于提供一项解决拼音盲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的方便手段,以帮助盲人同志解决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这方面的困难。哑音本身并非原文的组成成分,而是原文的一种外加成分,是帮助理解文义的文中注解。
汉字书的注解,历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外注解,现在的书报大多采取这种办法,在文中标明注解的号数,然后在书末或每篇文章之末集中排印注解;另一种是文中注解,古文书大都采用这种办法,用小字排印在大字的正文当中。
现行盲文的书刊大都依照汉字本,用文外注解的办法,盲人读到一处有注解的地方,要翻到注解处摸读完注解后,再找正文接着摸,不胜其烦。应用哑音,可以把某些简短的注解搬到文中,不用挪地方找注解,然后又找正文,可以顺着正文,摸完注解后,又接着往下摸读。哑音还可以指明某个音节是什么汉字,对理解文义很有帮助。盲人还可以利用哑音抄人名和地址,请明眼人写信皮时,能说出是什么字,以免写错。
对于旧体诗词,盲人也是很喜欢的,但用盲文只能记录下字音来,必须经别人讲解后才能懂。学校里的语文教材中,也有文言的课文,盲童就得完全依靠老师讲解后硬记。利用哑音,可对文言作适当的文中注解,再结合文外注解,盲人也可以自己学懂。
使用哑音注解或定字,是一种艺术,需要高明的编辑同志选择恰当的词语。方案不过是规定了几个哑音号,提供了一种方法而已。绝不像学会字母和拼音那样,学会之后便能念得出、看得懂;明白了哑音定字这种方法,并不等于已经掌握了应用哑音的艺术。这种艺术,取决于人们的文化程度和文字、文学方面的修养。但这个方法,在汉字尚未拼音化以前的长时期中,无疑地将对盲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学习和生活上的便利,会带来极大的好处的。
由于汉字的影响,曾经有人企图利用字母表示偏旁或词义分类等办法,创造过能区别同音字的拼音形声字。这种想把拼音文字提高一步,使其对同音词有所分化的动机是好的,但作法却走了极端,钻进了死胡同。因为这种想法,是以字为本位的,违背了拼音文字应当以词为本位的原则。哑音定字法完全是以词为本位的,根据人们日常处理说话和写字之间的差异关系的办法,规定了几种哑音,用起来灵活方便,不用死记硬背。用字前和字后哑音来区分同音同调词,是轻而易举的。哑音定字法是一种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方法,符合鲁迅先生所提“简而不陋、精而不难”的要求。
缩写的展望
世界各国的盲文,尤其是欧美各国音素制的盲文,大都规定有缩写的体系,利用盲符在字母表以外的多余的符号以及字母前加点儿等办法来缩写常用词和词的构成部分,以节省篇幅和时间。这是一种盲文特有的体系,体现了它有别于明眼文字的在使用经济效果上的特殊要求,也是盲文的共性---节约的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
我国盲文是双拼的,本来就比音素制的盲文简短得多,但许多盲人同志在日常使用、特别是政治学习中,个人自行应用了一些缩写,例如Rm---人民,gm---*等等,虽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缩写体系,但这表明,盲人同志们对于缩写体系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缩写体系,各门专门的科学部门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如哲学、政治经济学、按摩学、语言文学等等;但目前最迫切的是日常政治学习需要的缩写体系。有了这套体系,将更加促进盲人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
新方案规定的简写法,就是最初步的缩写,按简写法可比不按简写法大约节省15%的方数。根据我们初步研究和实践的结果,如果我们规定出七八百个政治学习方面的常用词的缩写词表,则可望在简写法的基础之上,扩大省方的百分比到30%左右;如更进一步大量使用缩写,最高可能达到35%以上。(以上省方数都不包括空方)实现了这个30%—35%,那么,我国的盲字又将在使用的经济效果上实现另一个飞跃。
编制出一套完善的缩写体系,不仅需要有一些同志较长时间的钻研和实践,还需要有一个常用词的科学的统计;另外,它还取决于盲字方案本身所具有的编制缩写的潜力如何。
根据我们去年一个冬季对于缩写方法的初步探索,发现新方案比现行盲字或《汉语拼音盲字》具有更加丰富的编制缩写的潜力。这个潜力,来自它的声介合母和韵母带调的基本特点,来自它极为丰富的词形。从表面上粗枝大叶地一看,由于它的声方字母和韵方字母允许同形,似乎其编制缩写的能力没有现行盲字或《汉语拼音盲字》大;但仔细一研究,结论适得其反。单拿双音词范围来说,除去不宜参与编制缩写的零声符和零韵符外,声方和韵方字母相互组合的符形共有50×55=2750个,减去650左右的常用单音节词,则还有2100左右的两方组合形式可用作缩写;若减去1300左右的汉语实有音节,则还有1400以上的两方组合形式可用作缩写。要实现上述省方的百分比,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我们可以把头一个百分比,即30%左右,作为通用缩写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把后一个百分比,即35%以上,作为个人纪录、笔记和写稿等方面可以达到的奋斗目标。实现了这两个百分比,那么,我国的汉语盲字将在使用的经济效果方面跃居世界各国盲字的前列。
有步骤地过渡
怎样实现这次盲字改革呢?会不会在一天早上,大家一觉醒来之后,发现盲书全改了字了,全都认不得了呢?
绝不致于这样。
文字改革是属于群众的大事,盲字改革是关系到每个盲人切身利益的事情,盲人群众在思想上没有酝酿成熟前,*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的。
前年秋天,我和扶良文同志把新方案报送到教育部,遇到"四人帮"的干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同志,教育部首当其冲,因而我们请求在少数盲校用新字进行教学实验的事情被搁置下来。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中断,新方案继太原之后,又先后在长沙、天津、福州等地得到了一部分盲人群众的支持,逐渐扩大了试用的队伍。文字的生命,存在于群众的使用之中。带调双拼盲字正以它自身的优越性,为盲人们所认识,所喜爱,所传播,因而逐渐成长起来,扎根于群众之中。我们可以断言,它只会越来越旺盛地生长,决不会枯萎下去。真正符合群众利益的*新生事物必将得到党和*的重视和支持。在初入学的盲童和高年级盲生中进行教学实验,出版一些新字的读物以供应试用的读者的需要……这些事情都将会有领导、有步骤地做起来的。我们相信,经过一段两种盲文并存的过渡阶段,试用新字的队伍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总有一天会不需要用现行盲字而单用带调双拼盲字出书的,那时候,这次盲字改革的任务也就宣告胜利完成了。
至于将来明眼人的文字改革成功,汉字已经改为拼音文字之后,盲字又将怎么办呢?要不要和明眼人的拼音文字取得一致呢?第一,这个时机还是遥远的未来,不能因为考虑到这个“一致”就放弃了当前的盲字改革,从而损害了盲人群众现实的切身利益。其次,按照前述检验一种盲字优劣程度的四条标准来全面衡量,那时候,如果能不降低这些标准而可以取得盲字和明眼人的拼音文字的“一致”的话,那么,就可以和盲人群众商量,要不要改变盲字以求"一致";如果要降低这些标准,才能实现这种“一致”,那么,我们相信,那时候,盲人群众是不会答应的。盲人要学会写普通的拼音文字,只需掌握盲字和普通拼音文字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不是很困难的。何况,到那时,科技发达了,明盲间的书面交往,将可以借诸电子打字机而相互转译,不一定需要人们去另学一套呢。总之,这是儿孙辈的后话,现在不用过分操心。
全文完
编者注:本文选自黄乃编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书中未注明本文的写作时间。中国盲文书社即现在的中国盲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盲文版单行本摘录本文关于鲁迅在《
门外文谈
》论述拼音文字的有关内容时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977年。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习前人和外国的对我有用的经验,走我国盲字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要克服现行盲字的缺陷,便要找到一个新方案,既符合盲字的节约原则,又能普遍标调,并能按照汉语语音的内部规律来安排字母表,将两个特殊性(盲字的和汉语的)在盲符的特殊形式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字母国际化”、“《汉语拼音》化”的路子走不通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走带调双拼的道路,"字母国际化"或“《汉语拼音》化”的路子都是走不通的。因为二者都限制了人们按照汉语语音的特点安排字母表的自由。"《汉语拼音》化”首先就要求26个拉丁字母盲符的形式完全和国际通用的一致,其次才是拼法和《汉语拼音方案》的一致。"两化"都必须用一方独立的盲符来表示声调记号,都不能兼顾节约的原则。问题就是如此简单,要么就抛弃"字母国际化”、"《汉语拼音》化”的原则而前进一步,走带调双拼的路子;要么就听任我国盲字停留在低级拼音文字的形态中兜圈子,追求"字母国际化"、"《汉语拼音》化"。二者必居其一。两个方面就是如此鲜明、尖锐地对立着。
关于盲字符号,我们能不能在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尔的伟大发明---六点制盲符以外另搞什么别的名堂呢?不行!因为这个小小的盲符,已为全世界广大盲人群众经过百数十年反复无数次的实践所证明:它是盲人最科学、最便利、最实用的记录工具---文字、数理化符号、音乐符号等等。它是具有国际共通的普遍意义的。但是要利用它,我们就不能不接受它的限制,因为一个盲符至多也只有63个不同的变化形式,而且有些形式不易辨认,不宜于定作字母符号。这样,就迫使我们面临着上述严重的抉择。
这里有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一件是利用六点制盲符来创制各民族的盲字;另一件是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盲符来创制本民族的盲字。这两者相同的是都利用了六点制盲符,都便利于接受国际通用的数理化和音乐等方面的公用盲符;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按各民族的语言特点来规定本民族的盲字字母表,有着充分的安排字母表的自由;但后者却用一个模式束缚住人们的手足,得不到这种自由。为了“国际化”或“拉丁化”的字母形式而牺牲民族化的内容,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办法。现行盲字的缺陷之所以产生,就是受了这种“削足适履”的洋八股、洋教条之害。
主张“《汉语拼音》化"的人们,还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便利于明盲间的文字交往。"需知要实现这种交往,是以普及了普通话和普遍推广了《汉语拼音》当作全民的文字使用这一事实为前提条件的。单有盲人学会写普通的汉语拼音文字的一方,而明眼人的另一方却仍然处在使用汉字的情况下,是谈不到这种文字交往的。
自从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我便是在一个错误的估计下,看重明盲之间文字交往的利益,从1958年到1965年间,曾积极地参与了《汉语拼音盲字》的研究、设计和实验工作的。这个错误的估计就是,以为,从那时算起,二三十年后,我国文字拼音化便能实现,而且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其最终的形式的。可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1958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普通话离普及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很远;《汉语拼音方案》呢,也还是停留在识字拐棍的阶段上,群众嫌它太长、太繁,要求改作双拼的群众呼声很高。这就是说,实现我国文字的拼音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还很难说就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其最终形式的。把现实的盲字改革的命运联系在一个飘渺不定的遥远的明眼人的拼音文字身上,那就无法落实盲字自身的方案了!
本来,作为拼音文字为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不断地受到检验的,是现行盲字,它比任何汉语明眼字的拼音方案都先行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盲字同《汉语拼音》相比,前者是先行者。“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盾论》),从个别当中可以看到一般。那么,盲字之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渡,完成其自身历史发展的使命,即在其特殊的形式下,完备其最完善的表达汉语的全功能,对于致力于我国文字拼音化的文改工作的同志们说来,是应当取支持和欢迎的态度的。因为它的经验教训和进步,包含着对明眼人的文字改革可以引为借鉴的矛盾的普遍性---如处理声调问题、处理拼音文字同汉字之间的矛盾问题以及拼法的简便等等。要让先行者不再前进,反而退回去,捆在实际上还是识字拐棍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车子上,这不仅会损害盲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为我国文字向拼音化的进展着想,也是不明智的。因为盲字先行一步,可以起到我国文字由汉字向拼音文字过渡的总进军中的一支特别先遣队的作用。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回顾一下1958年到1965年间《汉语拼音盲字方案》的研究、设计和实验工作,一言以蔽之,叫做一场历史的误会!
音素制的《汉语拼音盲字方案》,本来就违背盲字的节约原则,在盲人群众中是行不通的,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实验,然而我们却郑重其事地做了。有的学校还连续实验了两三年。做实验的老师们说:吃够了苦头,结论是“行不通”。社会盲人对于这种费纸、费事的音素制汉语拼音盲字,也是十分冷淡,采抵制态度的。于是,我们又在简化式上打主意,想把实际上是双拼的“简化式”作为盲文的通用形式,希望盲人可以接受。可是,说穿了,这种汉语拼音盲字的"简化式",不过是对现行盲字的字母和拼法的局部性质的调整,丝毫也没有接触到主要矛盾,没有克服现行盲字的主要缺陷。而且所谓“简化式”和"音素式"也者,从理论上来看,似乎是相通的,但实际上还是两套体系,需要分别学习。既然如此,那么,一面用现行盲字,一面学音素制的《汉语拼音》,不是也相差无几吗?又何改之有?真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