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十九岁盲人少年以优异成绩斩获单招单考全国同专业第一，并被长春大学录取。这本应是一个青年人生新征程的起点，但在全网传播的赞歌声中，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标题显著位置，重新套上了十二年前他所遭遇的惨剧细节。

这种前半段地狱与后半段天堂的强烈情节对比，满足了公众对励志叙事的期待，也完成了地方救助与社会关怀的成果展示。但看着那些特意标注的受害细节，看着屏幕里那些看似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大爱的画面，作为同是残障者的我，内心泛起了一阵生理性不适。

我既愤怒又难过。在这个属于郭斌本人的高光时刻，为什么新闻一定要强行挤进当年的惨痛事件。起这个标题、做这个策划的人，是否真正询问过当事人的意愿。媒体在自以为是的温情托举中，不仅完全忽视了创伤当事人的感受，更违背了新闻从业者最基本的伦理底线。这种为了流量与宣传需要而顾一切的行为，显得如此冷漠。

一、关于知情同意的操弄

也许有人会不解，他已经成年，在镜头前配合出镜，这难道不是基于知情同意做出的负责任决定吗。他愿意以此激励他人，传递温暖，我在此处发声难道不是一种矫情，甚至是对他人善意的扭曲吗。

诚然，媒介伦理强调当事人自决。但在现实的权力结构里，残障者及其家庭对于自决的行使，往往处于一种难以言说的困境。这种看似平等的选择权，极易在外部压力下被操弄成不得不顺从。

三年前，在一场全国性残障论坛上，我听闻一位顶尖高校无障碍研究院的老师介绍其先进经验。为了保障一位电动轮椅使用者通行，学校在校内路边建了充电亭，让其家人负责在亭子里给轮椅充电，并要求家属大学四年全程陪同。现场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电动轮椅使用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将轮椅服务外置的设计完全不合理，为何不能在宿舍充电，非要让使用者在风雨中苦等两小时。那位老师回应称，这是最好的安排，当事人及其家长也都同意了。

是的，他们同意了。但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同意的权利吗。

我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被迫同意。我还知道，如果表达质疑，很可能被评价为敏感，甚至被指责是以残卖残。我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在黄鹤楼景区因坡面过陡、缺乏栏杆险些发生意外。事后我致电景区建议改进，不久后却收到短信询问是否对办理结果满意。我回复了满意。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卑鄙。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投满意，工作人员会一遍遍追问理由，甚至反复打电话强调他们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

这种情境正是社会学者芭芭拉

·艾伦瑞克在《被引诱的贫困》中提出，并被

艾伦·约翰逊

在《性别打结》等女性主义著作中深刻引申的“

最小阻力路径

”。在强大的结构性压力下，为了规避惩罚或道德指责，人们往往会选择那条看起来最顺从、最不引发冲突的路线，即便那是在背弃自己的正当权利。

在那所顶尖大学里的电动轮椅使用者，他们敢说不满意吗。他们不敢。因为他们还要在那里上学，他们还希望获得支持。原本应当依靠规则保障的权利，却被迫依附于掌握权力者对你“表现出满意”的满意之上。甚至我在现场讲起这个故事时，我也是在说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卑鄙，在自责，在反思，小心翼翼地遮掩着，生怕让人觉得我是在控诉。但我内心其实无比渴望站出来控诉。

看到最近这条新闻时，最令我难过的地方便在于此，当事人连讲出自己难过的机会都没有。面对长达十二年的体制性关怀与社会力量托举，他的家庭天然处于绝对的依附地位。在这种不对等的博弈中，他们承担着沉重的道德重负。面对媒体询问，在“最小阻力路径”的结构压力下，也许他们只能用配合来表达满意，只能说一切都好，感谢社会大众关心。

二、人际生态的破坏

在那些不得不配合的“同意”之外，我感到更难过，甚至是生理性的不适的是，当事人会不会受到再次创伤？至少，我在看这些新闻报道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创伤应激。

媒体不厌其烦地重现十二年前的伤害细节，在临床上极易造成当事人的再创伤。这种叙事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粗暴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主动权，将一个个体在漫长阵痛中靠极度自律建立起来的成长，降格为大众用来完成自我感动的素材。

这种强行介入的外部力量，是对个体精神与躯体边界的无情破防。我作为肢体障碍者，对此有切肤之痛。小时候我尚能勉强行走时，长辈为了向村干部争取补贴，有时会直接掀起我的裤腿，暴露出我那两条差异巨大的腿来证明障碍程度。我如今当然能理解长辈当年在底层生存压力下的艰难，但在当时，那种在陌生人面前被强行剥光、暴露残缺的羞耻感，至今刻骨铭心。而今天的这种“理解”，并不代表创伤已经疗愈，而仅仅是因为，我若表现出无法理解，就会被判定为还不成熟。

今天，媒体在当事人人生最开心的时刻，照例扯出当年那个伤害符号，其本质与我当年被强行掀开裤腿并无二致。这种摘不掉的标签，让当事人不得不一次次在公众凝视下，退行回那个受害的瞬间，无处可藏。

这种媒介标签对个体生活的破坏尤为深远。我在普通学校求学时，极其讨厌别人将

史铁生

、张海迪式的宏大标签贴在我身上。这些符号化的凝视，非但不能带来理解，反而扭曲了正常的评价体系。很多人会赞美我学习好是因为

“坚强”，其实我更乐意别人承认我是因为“聪明”。我也极其讨厌那些流传甚广、让无数残障者深感不适的励志话语，比如“连他都这么努力，你们有什么资格偷懒”。

我曾分不清，别人看到的究竟是具体的我，还是一个模板化的“残疾人”。这种认知错位，给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如果我表现得努力一点，会被说是身体所迫，不得不拼；如果我偶尔偷懒、睡个懒觉，又会被批评“都这样了居然还不努力”。在标签的凝视下，我的正常生命状态被剥夺了，一举一动不是被高度道德化，就是被彻底功利化。

我有时会羡慕在特教学校长大的朋友。在那里，大家拥有相似的生理特质，在无差别的交往中完成了健康的去标签化。障碍不再是刺眼的个体标签，而是融入了背景。我们的特质得以还原，脾气大是因为性格，幽默是因为爱好，具体的人终于得以抢在残障身份之前自由呼吸。

然而，就在这位当事人即将步入盲人学生心中的圣地——长春大学，准备开启新生活时，媒体却用一次全网刷屏的密集报道，将这种健康的、本可以延续的微观生态粗暴地爆破了。媒体将他的真名、高清照片与当年的悲剧深度捆绑，等于强行跨越时空，将那个带有猎奇色彩的惨痛符号，再一次死死地钉在了他的现实人格之上。

即便在长春大学的特教环境里，“盲人”的身份可以退为背景，但“重大刑事案件受害者”这个被媒体再次擦亮的巨大标签，无疑会在新环境中引发周围人有意或无意的窥探。

更糟糕的是，这种符号化的媒介形象会带来病理化的归因凝视。在大学校园里，他作为一个十九岁青年表现出的任何正常情绪起伏、青春期叛逆或人际摩擦，都极易被周围人习惯性地、单一归因于他童年时期的惨痛遭遇。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所拥有的丰富、立体的性格，在主流叙事的粗暴格式化下，太容易被一刀切地

简化为一具名为

“

创伤后遗症

”的干瘪标本

。

三、结语：给个体留下一处呼吸的平静

作为不认识当事人的陌生人，我无法预知他的真实感受。走过十二年风雨的他，也许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心理韧性去反客为主，也许能够理解这种宣传的逻辑，又或者，他早已在密不透风的媒介凝视中感到麻木。

但我认为，这个社会应当将一个十九岁青年应有的尊严、隐私与未来的平静生活，真正还给这个具体的人。写下这些，不仅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创伤共鸣，更因为我希望这些关于伦理边界的呼吁能被听见。媒体的温情不应建立在当事人的痛苦之上，当“不伤害”的基本底线被触碰，无论有多少宏大的叙事理由，都不应成为遮羞布。

正如艾伦·约翰逊在《性别打结》中提到的路径突围。书中讲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当一群男性在酒桌上谈论贬低女性的玩笑时，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为了维持那种基于男性气质的群体认同，最“顺从”的选择就是附和，这正是典型的“最小阻力路径”。但书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选择不这样做。我们可以掀翻那张桌子。当我们掀翻桌子的那一刻，虽然会引发冲突，但这种反抗会直接改变现场的权力结构，迫使那些人不得不开始考量我们的感受，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行为。

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愤怒、担忧与难过，也是在尝试掀翻那张充满苦难消费的媒介餐桌。我知道，我的这种反思或许会被人评判为过度敏感，或许会被人贴上矫情的标签，甚至会给那些习惯了媒体采编套路的人带来麻烦。但没关系。我愿意成为那个破坏“最小阻力路径”的人。

因为我知道，只有当我们不仅是坐在那里被动承受，而是敢于在公共舆论中表达出我的不适与控诉时，那些掌握评价权力的人，才会被迫开始考量这些具体的感受。给每一个残障青年留下平静呼吸的空间，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一场必须争取的正义。这不仅是为了郭斌，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在未来的社会中，不再被当作苦难的边料，而是作为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自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