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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志演义》的众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嘉靖本和毛宗岗本。毛本后文将详细评述,这里先说说嘉靖本。
嘉靖本,因其卷首附有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张尚德)引言而得名。又因其卷首另附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遂被一些人称作弘治本;更有人以此臆测,以为在嘉靖本之前,还刊刻过更早的弘治本。不过,从现存的资料看,并不见弘治本的称呼;况且弘治甲寅距嘉靖壬午仅二十八年,倘弘治本流行,则明后期涌现的大量刊本理应把它作为翻刻的祖本,但事实并非如此。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①]一文,认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后来的诸本皆源于此本。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讨的。嘉靖本的一条注释就有力地说明在此本之前确曾存在一种或数种版本。嘉靖本第12卷第九则《张永年反难扬修》写了这样一件事:刘璋的说客张松谓《孟德新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曹操闻知,不禁诧异:“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下令“扯碎其书烧之”。紧跟着这段正文的下面还有一条注释:“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显然,嘉靖本之前,尚存在过一种或数种“旧本”,且旧本的文字与嘉靖本并不完全相同,否则,就不会有“旧本‘书’作‘板’”的话了。
那么,是不是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在这许多不同的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与罗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东西的增删而已……此可见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相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②]。”即嘉靖本以后的诸本,皆源于嘉靖本,只不过面目有所不同,而内容一无差别。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的小川环树博士便明确指出:“在毛宗岗成书以前的阶段,插入过嘉靖本中未出现的关羽三子关索的故事。关于关索的故事,也存在并流传过不同形式的异本[③]。”
从小川博士的论述引申开去,我们不禁要问:在嘉靖本出现以后至毛本成书之前的阶段,除关索故事外,内容上就不存在差别了吗?还有没有比内容差异更显著的差别吗?看来,了解嘉靖本以后至毛本以前诸本的基本情况,探索其在各阶段的演变,是件必不可少且相当重要的工作。
由于《三国志演义》诸版本流散于世界各地,实在无缘亲睹,笔者仅就前辈学者穷搜广辑来的资料,略述如下[④]: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大字本。黑口,无图。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兰州均有藏。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残本,缺第一本;日本德富苏峰藏残本,存七、八两卷。[⑤](嘉靖本)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辛卯(1591)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有庸愚子序,修髯子引(无章)。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识语。精图,二百四十叶,左右有题句,记绘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王希尧写”,“白下魏少峰刻”。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藏覆本,插图无刻工姓名。(周曰校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闽书林双峰堂余象斗刊本。题“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上评中图下文。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稍异旧本的是,此书增加批评及诗。所评者为事实,不涉文字;诗为周静轩作。日本建仁寺两足院藏一至八和十九、二十卷,英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七、八两卷,德斯图加特市符腾堡州立图书馆藏九、十两卷,英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十一、十二两卷,英伦敦博物院藏十九、二十两卷。(余象斗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精图百二十叶,有“书林刘素明全刻像”字样。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总评。首秃子(李贽)序、缪尊素序、无名氏序、读三国史答问、宗寮姓氏、目录。合二则为一回,并取前后二则标题作每回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蓬左文库均有藏。(吴观明本)
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百二十回,明末刊本。题“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较阅”。无图。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钟伯敬本)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清初芥子园刊本。图百二十叶。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芥子园本)
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百二十回,清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大字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八行,行二十四字。封面上栏刻“声山别集”,下栏右上刻“古本三国志”(占五分之一位置),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二行(“种”字下有阴文朱印“天香书屋”一枚)。首李渔序,次总目,次绣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