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者：逃离按摩店

@文/谢悦

在大部分人眼中，盲人和按摩绑定在一起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无论高矮胖瘦，他们最终的形象，都化为无法睁开双眼、在按摩店昏暗的灯光里安静垂头等待上钟的按摩师，过着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

然而，就在按摩店之外，一些视障者正凭自己的努力开辟更广阔的领域——他们在尝试为自己找到另一种可能，为社会抛出另一个接纳自己的方式。

一路艰难，且难且行。

按摩店内：受困于时间“牢笼”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盲人按摩店里的生活，那就是“等”。

等吃饭、等干活、等睡觉，从睁眼到闭眼，按摩师几乎全天都在店里等着度过。在这里，他们外化为一架永不停转的机器，一个简短的数字——在店里大家需要做的，就是竭力让客人记住你是一号还是二号技师。

每天早上10点左右，黄伟文就会来到店里等。上午没什么生意，他会和其他同事一样，听听小说、聊聊天、哼哼曲子，工作高峰伴随着写字楼里白领们的下班正式拉开帷幕，如果运气好，到凌晨十二点打烊前没有客人来，就能按时收工。

这天，朋友晚上八点多给他发微信约小聚。过了半小时他才腾出手简单回上一句：“可以，在忙，忙完聊。”但不到十分钟又有客人点钟，忙到十一点才有空稍微歇口气看看手机。

别人上班时他上班，别人下班时他也上班，这是黄伟文的日常

黄伟文在工作中

回想当初是怎么走上按摩这条路的，他也说不上来。

黄伟文的视力从初中时开始出问题，随后他在家自我封闭了二十年——用收音机听BBC和美国之声，用模糊的视力看列夫·托尔斯泰和金庸之作，偶尔提着破袋子出门捡塑料卖钱，塑料罐一毛钱一个，每天挣个十来块钱也能够生活。

后来，一帮同学看不下去，听说广州残联举办了一个按摩培训班，对本地人免费，但外地户口得缴几千块学费。大家拼拼凑凑交齐了钱支持他去学个技能，他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入了行。

黄伟文自己也没想到，他就这么揣着沉甸甸的一万多块钱，离开家乡到广州，从此在按摩这行一干就是近十年。

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感到自己的意志正在逐渐被吞噬。在家“闭关”的那几年，他的内心更为平和，每天在文学的浸润下，即使捡垃圾的日子也甘之若饴，但现在困在按摩店的方寸之内，每天想的就是“上钟”那点事。“说得难听点，像坐牢一样。”说这话时，他感觉那种颓靡的气息正迅速发酵。

仔细算下来，黄伟文一天正儿八经“上钟”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七八个钟头，但每天待在店里的时间却是十几个钟头打底。这家按摩店没有预约系统，客人随来随接待，按摩师只能在店里这么耗着，等待着门口智能感应器“欢迎光临”的下一次响起。

按摩这一行，主流计薪方式仍然是提成为王，这注定了按摩师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而黄伟文所在的这家按摩店，条件更为苛刻——底薪为零，一个月能拿多少全凭本事，他必须让自己的神经随时处于紧绷状态，才不至于一个月下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敢走啊，你一走万一刚好轮到你上钟，又或者有客人点钟怎么办？错过了一次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他说。

疫情以来，整个按摩行业的生意萧条许多。上个月，他拿了3600元薪水，是店里按摩师中最高的。

黄伟文想过转行，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唯一学会的就是按摩，尽管技术不是那么精湛，好歹也能混口饭吃，离开后的空间又能有多大？

中国残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共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12761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7820名。现有保健按摩机构17313个，医疗按摩机构873个。黄伟文的生活，不过是万千视障者的缩影而已。

机构讲师：只为一份认同

相较之下，黄伟文的师兄静睿要有魄力得多。当年，他毅然关掉手头的按摩店，决定走出去另闯一片天，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益机构里的项目负责人，专注优化传统按摩服务。每天拉项目、写BP（商业计划书）、做财务分析。而在这之前，他也曾做了十年的按摩师。

静睿的视力是从十四岁开始下降的。当年视网膜脱落后，医生说他已不适合留在普通学校，需要去盲校学按摩。“当时我就说不要，打死我也不学按摩。”于是他又坚持读了几年，直到彻底失明。

开始几年，静睿拒绝独自出门。除了出于安全考量，他觉得“自己拿着盲杖到处戳的样子看起来很‘傻’”。

他记得视力还好的时候，曾在地铁站看到一个老奶奶拿着盲杖佝偻前行的模样，他脑海中当即浮现葛优在《天下无贼》里为躲避追捕乔装盲人、拿着盲杖逃跑的形象——狼狈，他只能想到这个词。

家人想着，他看不见就算了，以后早早结婚，可以拜托妻子照顾，但这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让静睿坐立难安。他觉得自己必须走出来，还是去盲校学了按摩。

随着学习的深入，静睿对这个行业不再抵触，想着之后做推拿，至少算半个医生。可他慢慢发现，无论是顾客认知、工作环境还是技术提升空间，都与他的设想相去甚远。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不会经营的门店老板。直到后来他自立门户成为店主，掌握更多主动权，才懊恼地觉察到整个社会对于盲人按摩的认知就是如此——“不会因为你的手法专业一点就刮目相看，更不会因此愿意多付几块钱。”他丧气地说。

凡是在普校待过的后天盲人，刚进入按摩圈都或多或少有几分不甘。当所谓的社会认同无法通过按摩来实现，抗拒又一次滋生。他回忆起当初开按摩店时，大家下班后的话题之一就是“诶，你今天揉了几块肉”，这时，逃离按摩店的想法开始萌生在静睿的脑海中

静睿生活照

去香港学习是一个契机。

香港公益机构“黑暗中对话”开启了针对内地视障者的主流职场训练营，以期能帮助视障者们更好融入社会。那是静睿第一次远离家人，尝试独自在陌生的城市里工作学习。

之前在学校时静睿曾辅修过心理学，老师建议他可以尝试成为培训师，于是静睿开始尝试写策划案、去工作坊实习。“那时我才意识到，尽管我看不到，但我的分析与表达能力都很好，我或许真的有其他可能性。”

然而回到内地后，静睿的求职路并不顺利，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回到之前曾上过课的公益机构上门“推销”自己。巧的是当时机构正处于转型期，急需用人，工作就这么定下来了。他成功入职成为机构培训师，负责视障就业探索。

在那之后，静睿陆续接手了不少项目，开始带更多视障者走出按摩店。

他曾在机构中认识一位低视力视障的朋友，尽管每天的工作无非办公室换水、扔垃圾、打印等杂事，这位朋友仍乐此不疲。

“就是纯粹的劳动力而已，每月工资只有1500块。他如果选择去按摩行业，再不济都会是现在薪资的两倍多，但还是有不少视障者更愿意留在企业工作，因为那代表着一份新认同。”静睿说。

视障泳者：开拓人生新赛场

绮婷知道静睿口中的“认同”意味着什么。

她的视力大概是从初三开始下降的。刚开学一两天，她就发现视力开始模糊，后来连课本上的字都看不到，路上的车也看不清，只能退学了。

和崩溃的父母相比，绮婷情绪中更多的是迷茫。自己以后到底该做什么？她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不想做按摩。

“我有一个亲戚也是盲人，从小到大我都看到他在同一个地方一直按一直按，去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在传统观念中，按摩永远是盲人就业的最优解。这样的建议来得顺理成章，总有亲戚不厌其烦地给她列举按摩的好处：包吃包住，收入稳定，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劝她别折腾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学按摩。

按摩仿佛是一个职业魔咒，即使绮婷拼命地想要抽离，仍每时每刻地被其捆绑。好在她的性子中带着几分倔强，越多人建议就越“逆反”，后来父母没辙了，也就随她去，绮婷就这么没目的地在家待了一年。

有一次她和妈妈去残联办事，借着机会问了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具体建议。一位热心肠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省运动队正在招一些残障运动员，可以去试试。

于是母女俩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了体育队，算是正式开始了运动员生涯。

或许天生是这块材料，在去泳队前，绮婷的“水下经验”仅限于夏天时去水库套着游泳圈凫水，但入队几周后，她的进度就赶上了早入队一个月的队员

绮婷潜水照

当时泳队有将近二十个人训练，能够出成绩的只有一半，而绮婷在进泳队1年后就开始“拿牌子”了。在2017年广州游泳锦标赛50米自由泳项目中，她拿到了第一块金牌，成绩到现在还记得，不多不少50秒，同时还赚到了几千块的奖金。“当时是什么心情自己也说不上来，就只觉得脖子上的金牌好重。”

回忆初次夺金，绮婷印象最深的是站在出发台上等发令枪响，她的腿一直抖，内心满是忐忑，抱怨着怎么还不响，等到跳下去时心里只想着得拼命一点、再拼命一点。刚上岸时不知道成绩，她就不紧不慢地到等候区，一个听障队友激动地跑过来，拽着她的手让她摸自己手指比出的“1”，一边很吃力地发出不标准的“第一！第一！”绮婷才知道，原来自己拿到了第一。

妈妈也在观众席见证了这一幕，比赛结束后立刻给丈夫打电话，通知今天一定要来接女儿。绮婷还记得，见到爸爸的一瞬间，妈妈把她拉到了驾驶座旁炫耀：“你看，我们的女儿拿了第一！”语气中的自豪快要溢出来。

“我就是要争口气给他们看。”2018年是绮婷最累、收获最多的一年。她先在广州市运动会拿了100米仰泳金牌，又在广东省运动会上拿了三金一银，那一年她根本顾不上休息，这场比赛结束马上奔赴下一场，一年都在不同的集训中度过。虽然辛苦，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内心无比敞亮”。

很快，绮婷因为伤病从省队退役。但正因她之前的经历，后来她又成功地考取了潜水证，成为国内第一名视障持证自由潜水员。现在，她是一名游泳和潜水教练，彻底打破了当初旁人为她套上的“魔咒”。

有声阅读：追寻看得见的梦想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息无障碍服务体系建设，旨在帮助视障者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信息无障碍建设，加快信息化与无障碍环境的深度融合，将信息无障碍作为新型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网络平台，视障者不仅能够与社会更好地联通，还能拥有更广阔的就业舞台。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明天，视障人群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会越来越多，所谓的信息“孤岛”终会成为数字“大陆”。而杜林和他背后的“语翼有声”，或许正是数字化浪潮之下，视障者追求新兴职业的最好注脚。

“语翼有声”是一家从事线上有声读物创作、有声后期和声音主播孵化的公司，规模不算大，总共十几号人，却几乎全由走出按摩店的视障者组成。从2016年公司成立至今，从线上走到线下，成立者杜林花了五年时间。

“我一直都不喜欢推拿，就想往外走，开始自学计算机还有各种课程，学多了就发现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的。”从2008年到2016年，尽管杜林近十年来从未真正离开过按摩店，但转行的想法一直没变过。期间他去过公益机构，去过盲用软件开发公司，也去过销售公司带团队。经验多了，离开按摩店单干的想法也就冒了头。

由于自小热爱数字领域，他在公司成立前也考虑过不少发展方向，比如视障者的客服外包、速录师等，但始终感觉落地不太成熟。后来，回忆起年少时在家乡泸州电台担任嘉宾主持的经历，他想到了声音，那是视障者最为敏锐的感知。

在前些年，视障者想要依靠声音找寻出路并不简单，但现在喜马拉雅等有声书平台正逢如火如荼的上升期，有声阅读完全可以成为视障者的发展方向，杜林决定去试试水。

他找来另一个声音条件不错的视障朋友说了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大着胆子四处拉人，在2016年盲人节那天把公司真正开了起来。此时，初始团队已有二十来号人，大家散落在天南海北的按摩店，一根网线将他们齐聚。在小小的一方屏幕后，共同为一个“看得见”的梦想打拼

杜林为其他视障者进行声音培训

团队初期没有收入，大家就拿自己干按摩的积蓄填补亏空，杜林把十几万元的“老底”统统砸了进去，但难听到一声“回响”——谈了近百家公司，最后能签约的往往不到一家。“我记得有个人过来说了一句‘盲人啊，我有事先走了’。”杜林回忆道，“就是这样，人家看到你是盲人就都直接走了。”

等到正式运营两个月后，杜林听说教育部有一个出版书录制的项目，便主动找上门去争取来一个试读机会。“那个时候谁了解你啊，跟现在差得远喽！他们才不管你是谁呢。”同批竞争几百个团队，没人能想到这个视障团队的质量是最高的。

由于团队成员几乎都身兼按摩店工作，线上沟通更有利于时间协调，所以接到项目后，杜林就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好主播。但时间、环境和设备不一致也带来了一些不便，杜林需要花大把时间去把关，不符合条件的音频立马返工。工作被拖了进度，一些主播坚持不下去离职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随着疫情袭来，很多按摩店相继倒闭，杜林决定将项目落地。于是，“语翼有声”公司在2021年4月正式从线上走到了线下，这意味着更大的体量和更重的责任。

现在，公司取得了一些看得见的成果，已经在“酷我”陆陆续续上线了200多期节目，并和一些大流量平台建立起合作，签约了十几名全职声音主播，培养了六七百名学员。接下来，杜林准备向大IP孵化方向进军，期待能做出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作品。

杜林也有自己的野心，他希望能做一款App，搭建起专门针对视障圈子的有声平台——不仅是有声书，还有情感主播、付费音频、有声后期，这些在网络时代出现的新名词中未尝不能有视障者的一席之地。

“有声阅读一定可以成为继推拿之后，盲人的新就业方向。”他深知，当行业逐渐规范，那些单打独斗的视障者便很难再冒出头来，所以当自己有了资源，他渴望能够尽快做些什么。

纪录片《乐业中国》记录了杜林和“语翼有声”的故事。在片子中，杜林吐露了自己的初心：“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给视障者们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就业岗位。”这一期的片名，最终定为：“看不见代码，看得见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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