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大家好，我是子怡。坐在我旁边的是今天的被采访者。

B： 大家好，我是子怡。

A： 今天怎么想起来自己采访自己了？

B： 因为没人采访我啊。而且自己问自己比较安全，至少不会有人问我“你觉得自己坚强吗”这种问题。我最怕别人这么问，好像生了病就必须坚强，不坚强就是我的错。而且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想被采访，想有个人坐下来好好问我一些问题，不是那种“你感觉怎么样”的敷衍，是真的想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的那种问。既然没有人来，那我就自己来。

A： 那我们直接从一个你可能最不想聊的话题开始吧。你日记里反复提到“品行障碍”这个诊断，但你也反复说这个诊断是错的。如果现在让你给一个陌生人解释这件事，你会怎么说？

B： 我会说，2025年6月，我爸妈跟医生聊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医生没怎么观察过我，没看过我在医院里帮别人分零食、帮人带吃的、想把自己的治疗机会让给别人。他们只听了我爸妈说的那些话。从那以后，“品行障碍”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妈的口头禅——“你就是坏”“你品行有问题”“你就是这样的人”。我想改这个诊断，我爸说“改个诊断花一两千块钱，值吗”。我被这四个字压了快一年，值不值，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我不会在这儿每天写日记，不会想做那些帮人的事，不会在被人打了之后还想着“他们也有好的时候”。

A： 你说“他们也有好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你日记里写过，你父母在你药物依赖最严重的时候，花了很多钱给你找寄宿家庭。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恨他们吗？还是已经释然了？

B： 说不恨是假的。2月26号那天，我妈拿衣架抽我，打在我脸上，说养我是为了养老，我想死是想都别想的事。那些话我记着呢。但恨完了呢？日子还是要过的。我药物依赖最严重那两年，他们给我找寄宿家庭，一个月三千块，两年七万多，就为了让我拿到那张初中毕业证。我没钱花的时候，他们会给我贴补。我妈虽然说话难听，但饭一顿没少给我做。我爸虽然不怎么会表达，但每次去医院都是他陪着我。这事儿我想过很多遍，没法简单说恨或者不恨。可能就是又爱又恨，又离不开。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也是被困住的人——被我这个病困住，被他们自己的局限困住，被他们从小长大的方式困住。这不等于他们做的那些事是对的，但至少让我不那么想跟他们拼命了。

A： 你提到你父母“被自己的局限困住”，你觉得你的病跟他们有关系吗？

B： 有关系。我妈年轻的时候，学这个学那个，三分钟热度，学完就回来搞装修，折腾一圈什么也没做成。她睡眠也不好，经常两三点就醒，醒了还能精力充沛地做事。我爸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生气。我在想，我的双相，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遗传的。不是全是，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剩下的那一部分，是在这个家里被刺激出来的。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情绪不稳定的环境里，看着父母这样处理事情，自己也会受影响。这不是甩锅，这是事实。承认这个事实，不是为了恨他们，是为了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理解了，才有可能不被这些东西继续推着走。

A： 你刚才说到“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走上成瘾那条路？

B： 原因挺多的。最开始是好奇，觉得那些东西很酷。你知道我那时候迷恋什么吗？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文化。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里写的酗酒、大麻、永不停歇的公路旅行；海明威靠烈酒撑过一战后内心的废墟；感恩而死乐队在LSD的浪潮里漂流了三十年；席德·维瑟斯把自己钉死在海洛因上，二十一岁就死在纽约的廉价旅馆里。那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活着的证明”，觉得他们好自由，好勇敢，敢把自己烧成灰。后来我自己也进了那个坑，才知道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酷。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就死了，海明威饮弹自尽，维瑟斯二十一岁就没了。他们不是“酷”，他们是把自己烧没了。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这些故事被写成了书、拍成了电影、谱成了歌，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当作圣经来读。可那些写故事的人，有几个是真的活下来告诉你代价的？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时候已经戒了，海明威最后那几年清醒得可怕。他们用后半生在收拾前半生的烂摊子，可年轻人只看到前半段。

A： 所以你觉得自己被这些文化误导了？

B： 肯定被误导过。我那时候觉得，不疯狂就不算活着，不折腾就不算青春。现在想想，这种想法太害人了。那些书和电影没有告诉你的是：凯鲁亚克后来酗酒到肝硬化，海明威的电击治疗做了几十次，维瑟斯死的时候脖子上还挂着“我恨我自己我想死”的锁链。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一面。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我只看到他们“敢”。现在我看到了，我觉得那些时代根本不值得被美化。它们毁掉了一大批人，然后让另一批人坐在安全的地方写书赚钱。这种“酷”，是有毒的。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的经历去拆解这种“酷”。我想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知道，那些东西不是自由的出口，是陷阱的入口。

A：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去浪漫化、去污名化”？

B： 对。精神疾病和成瘾被浪漫化得太久了。电影里精神病人都是有才华的天才，成瘾者都是反抗体制的英雄。但现实呢？现实是双相发作的时候我连澡都不敢洗，觉得有外星人在监视我；成瘾的时候我三个月花光了三万块钱，那是我当时的男朋友的全部积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浪漫，它们就是脏、乱、失控、丢人。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不应该被污名化。得了精神疾病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成瘾了不是因为我“道德败坏”。这些都是病，是需要被治疗、被理解的病。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让那些正在经历这些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疯子，你只是生病了。生病不是你的错，但好好活着是你的责任。

A： 你刚才说“生病不是你的错，但好好活着是你的责任”，这句话让我想到你日记里写过荣格和史铁生。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B： 他们对我来说，是那种“从坑里爬出来之后写了说明书”的人。荣格三十多岁的时候也疯过，天天出现幻觉，看见尸体啊血啊各种东西。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但他没光在那儿害怕，他开始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画曼陀罗，一圈一圈地画，画了好几百张，花了六年时间，把自己从那个坑里拽出来。史铁生二十一岁瘫痪，后来又得了肾病、尿毒症，他在地坛里坐了多少年，把那些苦变成了文字。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假装黑暗不存在，也没有被黑暗吞掉。他们转过身去，把那些东西看清楚，然后从里面走出来。走出来之后，他们没有说“我好了你们看”，而是写了书，告诉后来的人：这条路我走过，这里有个坑，那里有块石头，你小心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不是那种硬撑的、咬着牙说“我没事”的力量，是那种“我有事，但我活下来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活下来的”的力量。

A： 你现在每天写日记，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吗？

B： 算是吧。我写日记，一开始纯粹是为了倒垃圾，脑子里太乱了，写出来就好一点。后来写着写着，发现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开始有条理了。再后来，有人看了，留言说“你不是一个人”，我就觉得这件事不只是为了自己。前几天有个病友说，读了我的日记觉得没那么孤单了。那一刻我觉得，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至少能换来别人一句“我也是”。那就值了。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写作的角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喜欢把最疼的地方写得特别细，好像写得越疼就越真实。现在不太一样了。有些疼的地方，我会绕过去，不是不敢写，是觉得没必要一直扒着伤口给人看。我更想写的是——伤口后来怎么样了，是怎么开始长的，长的时候痒不痒，痒的时候怎么忍住不去挠。这些东西，比伤口本身更有用。因为别人看了不会只是觉得“你好惨”，而是会觉得“你挺过来了，那我可能也可以”。

A： 你刚才说“想让别人觉得‘你挺过来了，那我可能也可以’”，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使命感。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

B： 大概是从公众号认证通过之后吧。不是说我突然就伟大了，而是我开始意识到，我写的东西真的有人在看，真的有人在等。有人打赏，有人留言，有人加我微信跟我说她的故事。那个新加坡的留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加我，帮我研究怎么脱离原生家庭、怎么自己去看病。她一个在异国他乡上学的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我的事，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些同样有药物依赖的人，来留言区说读了我的日记觉得没那么孤单了。看到那些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挺触动的。原来我写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的能帮到别人。所以我现在想把这个事做得更认真一点。不只是写自己的日记，我还想收集别人的故事。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有人和人真实连接的地方。

A： 你打算怎么收集别人的故事？

B： 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我的采访。我会根据你的情况提前拟好问题，然后通过文字或者语音聊，聊完我整理成文章，发之前给你确认。另一种是直接投稿，写你自己的故事，或者你身边人的故事，什么都可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真实就行。不用写得有多好，说人话就行。我2023年就做过收集故事的事，那时候大家把写好的东西发给我，我给大家经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停了。现在我想重新捡起来，但这次没有经费了，纯自愿。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把“我也是”说出来，那这个地方就有存在的意义。

A： 你觉得会有人愿意跟你聊这些吗？

B： 不知道。但我想试试。我自己的故事发出来之后，已经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我也是”，有人跟我聊了几个小时，有人帮我查资料想办法。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愿意花时间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就是因为“我也是”这三个字。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慢慢发现，愿意讲自己故事的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多。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不会被评判、不会被嘲笑的地方。我想做的，就是那个地方。

A： 你之前提到想成立一个基金会，那是什么？

B： 那是更远的事了。我想成立一个专门为残障精神疾病患者服务的基金会。不是那种发发物资就完事的基金会，而是帮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通过劳动去回馈社会。让社会的爱心人士注意到，我们不是只能被照顾的人。有人能做客服，有人能炒股，有人能在游戏公司上班，我能写作——每个人都可以找一条自己的路。基金会的任务，就是帮更多的人找到那条路。我认识一个盲人姐姐，她做淘宝云客服，用读屏软件操作电脑，每个月能赚点零花钱。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盲人大哥，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自学炒股，用读屏软件分析数据，几年下来能稳定盈利了。还有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女生，在北京联合大学毕业，进了一家游戏公司，公司给她独立工位、降噪耳机，她做得很好。这些人让我相信，我们不是只能被养着的人。

A： 这个目标听起来挺远的。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B： 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更久。但总得有人开头，我愿意做那个开头的人。我现在做不了那些大事，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经费。但我可以一件一件去学，一步一步去攒。先把手头的公众号做好，把影响力做大，等认识的人多了、资源多了，再慢慢推进。这事儿急不来，但方向是对的。而且你知道吗，我最近开始用“好心情互联网医院”找医生了。我想去安阳找个新医生，重新评估我的诊断。我太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了。这个事也急不来，但我在做了。

A： 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B： 喹硫平还在吃，碳酸锂和阿立哌唑停了。我知道停药有风险，但我实在不想被那个品行障碍的诊断绑着。我给自己定了底线，如果幻听严重到一定程度，或者出现伤害自己的冲动，我就把药吃回去。但我想先试试，能不能自己走一段。哪怕走不通，至少我试过了。我不想一辈子被一个我觉得错的诊断绑着。

A： 你最近还有幻听吗？

B： 有。前两天走在马路上，听到有人叫我往马路中间走，我就拽着朋友直接横穿马路。把她吓得不轻。她问我干嘛，我说有人叫我过去啊。她说没人叫你。昨天我又听到我妈让我烧水，我去烧了，她说她啥也没说。我站在那里，手里端着半锅水，半天没动。我在想，我的幻听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以前只是偶尔听到有人喊我名字，现在开始指挥我做事情了。我怕，但我也不想被这个怕控制住。我在学一个东西——分清“危险”和“不舒服”。幻听当然不舒服，但不舒服不等于真的有危险。我可以告诉自己：这只是身体在报警，报警器坏了，不等于真的有火情。这个很难，但我在练。

A： 作为一个盲人，又得了这个病，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B： 最难的是被拒之门外。前段时间朋友带我去游乐场，VR眼镜要看的，玩不了；游戏机要看的，玩不了；过山车忽上忽下的，我受不了；大摆锤刚交钱坐上去，就头晕，只能下来。那一刻我很难过。我忍不住想，当一个盲人，又是一个双相患者，被所有玩具拒之门外的时候，该怎么办？是就这样接受，还是去找别的出路？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些盲人会去抽烟、喝酒、打赏主播、甚至碰那些不该碰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想堕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娱乐活动，都把盲人拒之门外了。我们能玩的太少了，能得到的快乐太少了。当一个人找不到好的出口去释放情绪的时候，他就只能找坏的出口。我现在用的出口是写作、喝奶茶、跟朋友聊天、参加读书会。这些都不够，但至少让我不用去找那些坏的了。

A： 你觉得自己以后会过得怎么样？

B： 不知道。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会反复。但我现在有一种以前没有的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以前是被推着走，被病推着，被瘾推着，被家里推着。现在虽然还是在被推，但我至少知道方向在哪。我想去安阳看医生，想把公众号做起来，想收集别人的故事，想以后帮更多的人。这些事情都很小，但它们是我想做的，不是别人让我做的。这个区别很重要。

A： 你刚才说“知道方向在哪”，那你觉得你的方向是什么？

B： 我的方向是，用我自己的经历，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疯子，你只是生病了。生病不是你的错，但好好活着是你的责任。这个话我说了很多遍，但每一遍都是认真的。我还想让他们知道，那些被浪漫化的东西——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疯狂的青春——那些不是出口，是陷阱。真正的出口是清醒地活着，哪怕清醒的时候很疼。因为只有清醒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在哪，才知道往哪走。不清醒的时候，你只是在原地打转，还以为自己在飞。

A：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B： 我会说：子怡，你要是还活着，还清醒着，还写着，那你就是好样的。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不管你有没有做到那些你想做的事，只要你还在，就够了。还有，别忘了喝奶茶。

A： 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你接受采访。

B： 也谢谢你问我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自己都没想过，问出来才发现，原来我是这么想的。祝我们都能清醒地活着，祝我们都能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