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算法：如何设计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

你好，我是罗振宇。

从 2024 年 2 月 28 号开始，我会开始做一个视频节目，名字叫做《文明之旅》，每周一期，大概一个小时。

这个节目的选题方式很有趣，也很简单，就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第一期讲公元 1000 年，第二期讲公元 1001 年，第三期讲公元 1002 年，一直讲到公元 1912 年。你算算看，这一共是 913 期。我做了一下排期，到了更新结束的那一天是 2043 年的4月 1 号，那个时候老汉就 70 岁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也不太现实。这个念头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把我自己也吓一跳。然后我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同事们去论证这个想法。

在 2024 年 2 月 28 号正式开更之前，我就打算用几期视频，从几个角度来交代一下我们背后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干？具体打算怎么干？

你现在看到的这几期视频是《文明之旅》节目的说明书，如果你也想做一个文化工程，那没准我们这些思考对你也会有启发。

第一期视频，我就来回答一个问题。超长期的文化工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这么长期的、跨越 20 年的规划，它怎么可能实现得了呢？难道不会因为什么突发事件导致它的中断吗？听说立 flag 的，没听说立这么高的、树大招风的 flag 的。

这件事，我还真有点发言权，当年的罗辑思维音频，每天早上发一条 60 秒的语音，是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坚持了十年，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共是 3652 条。我还干了一件事，就是“跨年演讲”，说要干 20 年，到现在我已经干到第九年了。

是因为我有毅力吗？坦白地说，在毅力这个方面，我的禀赋是中等的。这就是一个人生经验，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干一件很苦的差事，而且体现的特别有毅力，特别能坚持。那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就不能归因于很有毅力，要归因于他一定得到了什么我暂时还理解不了的好处。

那作为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个人而言，好处很多。

比如我可以倒逼自己生产。你就算算我过去 10 年，就我刚才说那个每天 60 秒的语音，光那个文案一条 300 字，我写了 100 多万字。要是没有这个任务的逼迫，我是完全不可能成为这么高产的一个作家。

再比如，我可以为自己获得社会信用。持续地、有规律地去做一件事儿，这就像是开了一家 24 小时的超市，附近的邻居们非常清楚可以在我这儿买到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你 24 小时永远在，就是周边邻居心里的一份踏实，这本身就是很宝贵的社会信用。

但是今天咱们不说这些，咱们就说一个维度：为什么超长期的大型文化工程更容易做成？对的，看起来很难，其实更容易做成。

那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规模效应。

用超长期的时间累积出来的工程规模，是非常可观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将近 300 卷， 300 多万字。很多宋代以前的史料，就靠这部《资治通鉴》才保留下来的。这个现象很普遍，比如说，孔子编定《诗经》的时候，保留了 300 多首先秦时代的诗歌《太平广记》，它保留了很多宋代以前的笔记小说。没有这样被大规模著作采用的，很多作品都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

为什么？

因为文化工程的传承其实也跟生物是一样的，它符合进化论。所有的个体都要像生物物种一样，经过残酷的进化剪刀，它留下来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李白、杜甫一生写的诗非常多，但是留到后世的，李白大概有 1000 首，杜甫多一点，大概是 1500 首。而同样是在唐朝，白居易，他能留下 3000 首。为什么呢？因为白居易在他生前就搞文化工程，把自己的诗集进行了筛选和编定，自己精挑细选，做了结构化的处理。

你发现这背后的规律了吗？在同等条件下，通常规模越大，越结构化的文化工程越容易存留到后世。

我们做一个文化工程，本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现在的流量吗？是为了收入吗？当然无可厚非了，但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能见度上，尤其是长期的能见度上。

文化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而做文化工程，本质是给这些脆弱的文化因子打造一个可以穿越进化剪刀的那个壳，壳越大，越结构化，它存留下来的概率就越高。

与其做一个随风而逝的东西，不如做一个更有机会存留下来的东西，这不就是所谓更容易做成吗？这是规模效应。

还有一个效应叫“确定性效应”。

经常有人说“不确定性”。明天的股市涨不涨，大国的关系怎么样，我能不能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事好像都是玄学，没有确定性。近期没有，远期更没有。 三年之后的今天天气怎么样？好像这个世界就是由不确定性构成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围绕时间，这个世界其实有一种超级确定性。比如你想，整个咱们北半球的寒来暑往，还有月球带来的大海潮汐，这是几十亿年前就定下来的，不会变。

还有，像我们中国人每年到了那个日子，就要过春节、过端午节、过清明节，这是几千年前定下来的，未来也不会变。在每年特定的日子，我们要纪念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也不会变。

做一个超长期的文化工程，通常我们都会注意它不确定的部分。比如，很多朋友就为我担心，罗胖，你会不会生病啊？你这个项目会不会遇到资金的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超长期项目也在享受一种超级大的好处，就是它有确定性。

比如，我经常问人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自己在 2035 年的1月 2 号在干嘛吗？大多数人都很懵，因为十几年后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那一天在干什么。因为那一天是我最后一届跨年演讲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一定是在飞机上，一定是去狠狠的度个假，来庆祝一下 20 年的跨年演讲大完收工。

同样的道理，我现在就知道咱们《文明之旅》这个项目将在我 70 岁的那一年的4月 1 号完工。我还知道我 60 岁的那一年，我会讲到 1453 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我的两个孩子 18 岁上大学的那一年，9月入学那一周，我是在讲明朝那一年，名臣海瑞出生。

那你可能会说，你知道这有啥好处啊？这不是把后半辈子变成坐牢了吗？

确实，对于个人来讲，这有点残酷。要不要这么干，这是一个个人偏好和个人选择问题。但是，我们对文化工程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就是周边的人知道怎么和你这个工程合作。

观众知道自己要不要看，我看的节奏是什么，应该在什么场景下看，看了大致会有什么收获，确定性很大。

推荐者也知道自己要不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别人，推荐之后给自己长不长脸，体面不体面，确定性也很大。

各个方面的合作者也非常好评估怎么跟它合作。我举个例子，咱们《文明之旅》节目会在 2024 年 2 月 28 号开始更新。讲的是公元 1000 年的事，大宋咸平三年。到了 4 月份，我们就要讲到大宋景德年间，今天中国的瓷都景德镇就得名于这个宋真宗的年号。所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4 月份在江西景德镇我们要搞一场线下活动。

再比如 ，2025 年4月 30 号，那一天，我会讲到苏东坡父子进京赶考，那我们就可以去到苏东坡父子他们家乡的四川眉州，陪他们再走上一场。这个线下活动我们也已经提前在策划了。

十年后， 2034 年5月 31 号，我们正好讲到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有哥伦布，我们没有辣椒吃，没有番茄吃，还有什么红薯、玉米、南瓜，所以我们就打算在那一天，我们要包一个川菜馆，请用户吃辣子鸡、番茄炖牛腩、红薯粉、金沙玉米南瓜饼。感谢大航海给我们带来的食物。

你看， 10 年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居然就可以安排，这是何等可怕的超级确定性。不仅自己超级确定，我们的潜在合作者也超级确定。一个文化工程的品质和影响力靠的不是自己，而是有更多的合作者愿意共同参与进来，把一张我们事先公布的时间表，变成一个很多人可以在上面累加自己创造性的共识平台。

所以做到这一条，一个文化工程才算是成功了，因为参与者多。

既然我们要做一件事，为什么不做一件更容易成功的事呢？

你想想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只要你开始做，只要你做完就能做成。这样的事太少了，超长期文化工程就是这种事。所以你不觉得我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是我个人的一种幸运吗？

好，这就是文明节目说明书的第一期，我给你讲的是“时间算法”，超长期文化工程项目的好处。

下一期，我会跟你聊聊设计一个大型文化工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文化母体：做一个文化工程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的可行性问题，这一期，我们聊聊关于创造力问题。

作为一个文化工程需要创造力吗？当然需要，但是它需要的创造性可能跟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说创造性，指的就是独创性。最好我的作品每一点、每一处都跟过去的、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但问题是，你想想，咱们人类社会需要这么多独创性吗？其实不需要的。这是创作者本人视角的产物，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要和同时代的其他创作者竞争，他才会这么想：我要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颠倒过来了，我们从人类文明总体的视角再来看这个问题，结论可能是反过来的。

人类文明从农耕时代算起，到今天一万年了。在整体看来，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短暂和脆弱的。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坚定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传播效率要越来越高，能量的利用效率也要越来越高。至于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是由谁来实现？是蔡伦改良了纸，还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文明整体看来，都是偶然的，它并不关心。这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视角。

文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人性诉求要实现。比如，人需要集体感、需要英雄主义、需要爱情，我们离别了需要表达悲伤、成功了需要表达庆祝，这些诉求它不会变的。那如果每一代人当中突然发明了那么一个精彩的表达，文明会采纳我带着这个表达方式往前走。

所以你看，站在这个视角，李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到处表现的和其他人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为那么多一模一样的、古老的母题做了崭新的表达，文明采纳了他的精彩表达，于是把李白这个名字流传下来，让他不朽。

同样道理，春节联欢晚会，几十年能够风行海内，不是因为它节目办得有多好，而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么一个春节的团聚仪式。在电视时代，文明就采纳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形式，把它和什么放鞭炮、贴春联、包饺子放在一起，随着文明往前走了一段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工程的创造性，重要性，其实不是不一样，而是什么恰恰是一样。我们给这个一样的、从来不变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叫“文化母体”。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回到母亲的子宫，我们挣钱也好，提高社会地位也好，都是为了体验那种全然被接纳、全然安全的那种感觉。

文化母体这个词，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每一代文化人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自己所在文明的那个传统里，完成对某个古老议题的表达，以便被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所接纳。

所以，我们要创立一个文化工程，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我要回到什么样的传统里，我要和什么样的文化母体去对接？

就拿我们这个《文明之旅》项目来说，我们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我们为什么要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这背后，就有好几个文化母题。

第一个，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这个母体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也是编年体的，也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 403 年，讲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

而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基本就是接着司马光他老人家截止的地方，咱们续着来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 47 岁开始，写了 19 年，我们可能笨一点，也慢一点，我今年是 50 岁，我准备花 20 年的时间，日拱一卒，也能做出一个有价值的文化工程。这不是说，我要狂妄地想当什么当代司马光，而是对接到这样的文化母体里，会大大提高这件事做成的概率。

那你可能会说，如果对接到这个文化母体里，你就应该从公元 960 年开始做，为什么中间还要空上 40 年，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呢？

这就是我要引入的第二个文化母体了。

公元纪年。这是现代人类社会通用的纪念方式，它虽然来自于欧洲，但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接受了。而且，你想公元 1000 年，这是历史学上一般认为的全球化的起点。

所以，《文明之旅》这个节目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其实也意味着这个节目的视角是全人类的，是要倒过来看我们正在享用的现代中国文明是怎么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你也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文明这个节目是从公元 960 年开始，是大宋朝的第一年，那咱们这个文明节目的文化母体就变了，它变成了中国断代史传统的一部分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是另一个面貌了。

其实，我在设想《文明之旅》这个工程的时候，心中还有第三个文化母体，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界对自己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研究。当然了，我指的还不仅是历史学，还包括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力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

曾经有同事问我说，你能确保中国历史上的每一年都有话题可讲吗？我说，我担心的恰恰不是没有话题可讲，而是太多了，我要花很大的精力和心思去做抉择，每一年到底讲哪个话题？原因很简单，你就想，过去 100 年，中国乃至全球的人文社会学界有没有关于中国历史的 1000 本重要的著作，或者是 1000 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这个《文明》节目总共也就需要 913 期，学术资源有的是。

好了，咱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三张底牌，我现在全给亮桌上了。它的立足点或者说对接的文化母体无非就是这么三个：《资治通鉴》代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现代人类文明的全球化的视角；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资源。这三个立足点放在一起，我自信，我们团队是能做出一个既有雄心，也很谦卑，既来自于传统，又非常独特的文化工程的。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你这期节目不是要说创造性吗？听起来，文明这个节目都是拿来主义，都是对接现成的别人的资源，你们团队的创造性体现在哪？

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司马光，你不就是一年接一年的编写历史书吗？你用的材料全部也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你司马光的创造性体现在哪？

我想，司马光可能会这么回答，我发下这个大愿，然后开始做，不停地做，把它做完，这本身就是创造性。而剩下来的创造性就只能体现在我对每一则史料的选择，每一个事件的梳理，和每一处字句的斟酌。工程框架一定，所谓创造性，无非就体现在我在用全部的心血去解决每一个遇到的困难。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创造性。

未来 20 年，我自己决心做《文明之旅》这个项目，我心里很清楚，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青灯黄卷地去读书，程门立雪地去请教，搜肠刮肚地去措辞，殚精竭虑地去深思，这些时刻像一座山梁堆在那，等着我一点一点地去掘进。苦日子，长着呢。

好，下一期节目，我会跟你聊一聊《文明之旅》这个节目打算用什么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