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4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景德元年，在位天子还是真宗赵恒。没错，去年还是“咸平”。“咸平”这个年号，一共用了6年，从公元998年用到1003年。从今年开始，改元叫“景德”。我们今天的瓷都景德镇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年号。

这一年，一开始的兆头就不好。还没出正月，都城开封就地震了三次。然后就全国这儿也震，那儿也震，这一年，居然是中国古代史上地震记载最多的年份。

当然，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而是战争。

宋朝和北方辽朝的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五年。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小打小闹的军事摩擦只是序幕。宋辽之间的恩怨，迟早得有一个最后的了断。

决战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的。到了今年冬天，20万辽军骑兵就已经从今天的北京南部，雄安一带，一路突破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澶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签订的地方。如果辽军的骑兵过了黄河，从澶州到宋朝的都城开封，今天开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距离。那大宋朝就危险了。

这场最终决战，大家虽然都知道它迟早要来，注定要来，但当它真的像洪水一样卷过来的时候，当所有的骰子都掷出去，当所有的底牌都被翻开，当所有的筹码都全部被推到赌台上的时候，那种滔天的历史洪流还是很让人惊恐的。身在其中的人都明白，自己只要一个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当然，我们作为后人知道：双方拉的架势虽然不小，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开创了后面120年的和平。一句话：大宋朝最终还是扛住了。有惊无险。

为什么宋朝能够扛住？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结果，对于中华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穿越回1004年，大宋景德元年。

为什么必须御驾亲征？

我们现在就回到1004年的开封城，感受一下这一年大宋朝堂上的气氛。

过去五年，宋朝一直在和辽朝打仗。形势发展到今年，就已经不只是边疆备战的问题了，朝廷决策中枢的人事安排，甚至也开始围绕着最后的大决战来进行了。

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宰相李沆，在今年7月去世。继任的宰相是谁呢？真宗提拔了两个人：一个是毕士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寇准。

关于寇准这个人，我们以后的节目要专门讲，这里只提示一点，就是：寇准的性格可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自带喜剧色彩的开心果。相反，寇准的性格特别刚，刚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宋太宗曾经对他有一个评价：“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就是一只老鼠一只鸟也多少通点人情，何况你是个人呢？你看这话说得多重？

寇准这样的性格，本来是不适合当宰相的，但之所以还是有这个任命，就是因为战争形势的需要。正式任命之前，真宗皇帝就问另一个宰相毕士安：“我听说这个寇准性格也是太刚，做事有点意气用事。恐怕不适合当宰相吧？”

毕士安替寇准说了一大堆好话，核心就是一条：现在和辽朝正要开战，这个时候正好需要用寇准这样的人才。毕士安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能断大事”。大战在即，宰相人选，不能是只会按部就班处理行政事务的官僚了，得是那种能在关键时刻能拿大主意人。说白了，寇准这个人，领导力不怎么样，但是决策力特别强，这个时候当宰相正好合适。

寇准拜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任命，而是带有一点组建战时政府的意思了。

新的宰相班子就位不久，真宗还有一个特别指示。他对跟两位宰相说，“按说呢，本朝制度，军事上的事应该归枢密院管，但是，现在前方有什么重大军情奏报，我拿到还是先给你们宰相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一定要提出来。不能因为和枢密院的分工，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按说，宋朝皇帝对于军政分开这事是非常在意的。搞文武分权制衡基本是宋朝立国的基本国策。但是这个时候大战在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群策群力吧：宋朝的中央已经隐隐然形成了一种战时体制。

但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包括心理准备，1004年10月24日，辽朝举全国之力，发20万人马南征的时候，那个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看辽朝选的这日子——中原已经秋收，农民交的粮税基本入库了，辽军南下，都不用带什么粮草，边抢边打就行了。而且越往后，天气越冷，黄河结了冰，就能直捣开封。

战况还是非常紧急的——

10月31日，宋朝接报河北唐县遭到20余万辽军攻击；

11月1日到3日，接报河北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保州相继遭到辽军攻击；

11月7日，接报辽军合攻河北定州；

11月13日，接报山西岢（kě）岚军也出现了敌情。

你看看，这就是20天之内的事啊。

战事一起，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像黑雾腾空，真假难辨。辽朝到底发来多少军队？分成多少路？战略目标是什么？战术路线又是什么？那支军队已经打到哪儿了？现在胜负如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概都不太清楚。

反正一时间，北到河北廊坊，东到山东潍坊，南到河南濮阳，流民四起，哀嚎遍野。甚至有传闻说，辽军主帅萧挞凛下令，要屠杀沿途所有15岁以上的宋朝男子。山河一片狼藉，能不急吗？

话说有一天晚上，紧急军报来了五封。按说应该是直接报送给皇帝的。但是值班的宰相寇准说，不急不急，继续喝酒，谈笑风生。

是真不急吗？不是。

第二天，真宗皇帝早朝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急得直跺脚。寇准说，怕什么？只要您皇上愿意御驾亲征，就能把事儿给平了。

一听说要让皇帝上前线，大臣们先就想撤，让皇上慢慢想。寇准拦住了，“皇上还没撤，你们撤个啥？”真宗也说，这么大的事，来啊，让我到后宫里认真想想。寇准一把扯住了真宗的袖子，说了一句话：“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你今天只要是进了后宫，你肯定就打退堂鼓了，你不御驾亲征，就大势已去。

就从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头天晚上寇准喝大酒，不让夜里喊皇帝起床，不是不着急，而是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一份份地分析军情，做处置，已经来不及了的地步。在寇准看来，现在连给皇帝仔细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做御驾亲征的断然处置。

不过，你可别觉得，这事就是寇准说了算。事实上，这个时候，朝堂上出现了一片七嘴八舌的争议。

毕士安和寇准都是主张皇帝要御驾亲征去前线的。但同时也有一种声音，就是主张皇帝跑。去哪里呢？意见也不统一。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王钦若，主张皇帝去金陵（今天的南京）；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的副长官陈尧叟，主张皇帝去成都。

过去我们注意这段史料，往往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一个无私无畏的正面人物寇准，当然要搭上两个胆小鬼的反面人物，才能凑出一台戏嘛：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要去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要去成都。你看，这都是小动物式的反应，一受惊，就要往老窝里跑。反衬出寇准的英雄气概。后来寇准听说了，及时阻止了这次逃亡。而且，他还当着皇帝和这两个人的面，说了一句很霸气的话：谁给陛下出这个馊主意，就该砍谁的头。

但是，今天我们站在1004年的历史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如果王钦若和陈尧叟的建议是认真的，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单纯就是害怕吗？当然不是。

中国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漫长的、不间断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中国读书人，看着眼前的事实，脑子里都能闪现出来一些历史的原型。他们当前的选择，往往是历史上已经有过的选择的翻版。

如果皇帝去了金陵，这是什么？这是走东晋路线啊。差不多700年前，北方五胡乱华，东晋司马睿不得已迁都今天的南京，这才站稳了脚跟。

如果皇帝去了成都，这是什么？这是走唐玄宗的路线啊。差不多250年前，安禄山造反，跟1004年的形势差不多，也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皇帝跑到四川才躲过一劫。

这下我们听出来了，皇帝跑还是不跑，往哪里跑，这绝不只是一个行动建议，也不只是对皇帝个人安危的关注，这还是一个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判断啊。不管是走东晋路线，还是走唐玄宗路线，这都是在承认，面对北方来的强敌，这次肯定是打不赢了。能够像晋朝、唐朝皇帝那样，暂避锋芒，找个地方站住脚跟，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大宋朝中衰的局面，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当然可以嘲笑这些悲观主义者，这些逃跑分子胆子小，错误估计了形势。但是抽身出来一想：跑，一定就是错的吗？不一定啊。远的不说，100多年后的宋徽宗宋钦宗，不就是没能及时跑掉，才断送了大好河山吗？600多年后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及时地迁都南京，后来的结果没准儿要好得多。历史的是非对错真是难说得很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假装和寇准、毕士安、王钦若、陈尧叟这些人一样，也都在1004年的历史现场，我们也替宋真宗操操心，替他盘算盘算，这一场宋辽大决战，到底有几分胜算？

大宋有几成胜算？

如果我也生活在景德元年的大宋朝，如果我对这个朝代有很深的了解，如果非要让我对这次宋辽决战的结果做预测，那我在1004年的10月份，可能也是非常悲观的。

悲观的原因，大概有两层。我们一层一层地聊。

第一层，就是很显然的军事劣势。

我们都知道，宋朝的疆域，比此前的汉唐盛世要小。西边少一大块，北边也少一大块。

这可不只是面积少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少了两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西边少了一块，河套地区丢掉了，中原王朝就缺了养马的马场。在冷兵器时代，马就是坦克，既能提升火力也能提升机动性。

要知道，仅仅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可是拥有过70万匹战马的。而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因为大宋境内没有很好的马场，战马只有21万匹。现在宋真宗的时候，就更少一点，才20万匹。而北边的辽朝呢，骑兵数量一直维持在30万以上。

还不能只看数量。宋朝不仅马少，质量还差，其中有不少是四川马和福建马。尤其是福建马，很容易受惊吓，质量差到连战场都不能上，只能做运输用。辽军的契丹马，虽说算不上有多好，但是适应力很强，不容易生病，非常适合长途奔袭。综合起来看，辽军的骑兵能力比宋军强太多了。

这是西边疆域小带来的后果。而北边疆域少了一大块，后果就更严重了。哪里啊？就是著名的“幽云十六州”。

其中的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而云州，就是今天的大同。所谓幽云十六州，就是华北平原北边的燕山和太行山那部分。

如果中原是一个四合院，这就是北边的那道院墙啊。自从幽云十六州在五代时期被辽朝占了之后，中原王朝就失去了北边的天险。老赵家的大宋朝就住在这个缺了一边院墙的四合院里。那种漏风的感觉，真是不好受——

辽朝什么时候想打仗，骑兵一旦踏过幽州边境，面前就是一片大平原，一冲到底，几天功夫就能打到黄河岸边。过了黄河，就是宋朝的都城汴梁。宋朝的这个地缘环境也是太险恶了。

所以宋朝建国之后，为什么心心念念地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不仅是出于要“恢复汉唐故地”这样的政治考量，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军事防御的需要。

现在你看出来了：宋朝和辽朝打仗，要战，无马可战，要守，无险可守。这是军事上的劣势。

再深一层地看这个问题：打仗除了打硬实力之外，还要打软实力，也就是士气。

一般来说，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会有一个“士气加成”：你来抢我的，我跟你拼了，一寸河山一寸血。

一般来说，这个“士气加成”都属于中原王朝。那宋朝和辽朝的大决战，宋朝有没有这个加成呢？情况比较复杂。

大宋这边确实有。要命的是，对面的辽朝也有。

我们一般的观念：中原王朝是农耕文明，北方帝国是游牧文明。唐高祖李渊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些游牧民族，“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胜了，抢了东西就跑，不顺便把地方占了？败了，拍拍屁股就走。

奇了怪了，他们一点都没有羞耻感吗？

李渊这话，代表了农耕民族的想法。对农耕文明来说，打仗往往是为了争土地。什么是土地？我吃饭穿衣靠它，我养儿育女靠它，我自小熟悉的家乡在此，我的祖宗坟茔在此。土地问题的背后，有太多的文化的、情感的因素。所以，农耕民族打仗，多少会有一点“保家卫国”的悲情意识。这也是战斗力啊！

而游牧民族一般是不讲这些的：打仗胜了，不就是为了抢东西吗？打仗败了，当然要跑啊，这有什么可羞耻的？

但是，大宋朝在1004年遇到的这个契丹辽朝，可就不能用这个模子去套了。

辽朝不完全是一个游牧帝国，它已经形成了同时管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形态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将来找时间再讲。

今天我们只需要知道：辽朝人不再是那种“胜止求财，败无惭色”的草原民族了，他们有很强烈的土地家园意识。

所以，后来在宋辽双方谈判的时候，辽朝的谈判使者说的话，记录下来的不多，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我们带这么多人来打仗，谋求的就是关南之地。我要的是这个地方。”

什么是关南之地呢？

大概念上说，是幽云十六州，但细说，十六州这个时候并不都在辽朝手里。其中有两个州，就是瀛洲和莫州，今天的河北河间和任丘一带，是幽云十六州向南方的一个突出部，这个地方现在是在宋朝手里。

辽朝使者说，如果我们这回拿不到这片地方，怎么跟国人交待呢？”

宋真宗回怼的话是：“我守的也是祖宗基业，哪儿敢随便就丢了。你们要是非要要土地，那就只能打到底。”

你看，双方都在强调一个概念：不仅仅是我要这块地方，我背后还有一个整体性的意志——不管这个意志是来自于国人，还是祖宗——总之，领土神圣，我不能退让，我没有什么谈判余地。

你看，农耕民族一听说“还我河山”、“保家卫国”这样的词儿，就能从心底里召唤出来的情感和战斗力，现在对方也有。这么聊，就很容易把天儿聊死。这么开始的战争，很容易就变成不死不休的酷烈的战争。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叙事里面，不仅这两个州，就是整个幽云十六州，都是我们的，所谓“汉唐故地”。而你们草原上的民族，就应该退回长城以北自生自灭。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站在辽朝的角度，他们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假装自己是当年代表辽朝的谈判使者，我们在谈判桌上会怎么聊天？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能摆在桌面上：

第一，幽云十六州这块地方，不是我们辽朝人偷来的抢来的。是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我们的。而且不是白给啊，我们帮石敬瑭当上了皇帝。这是我们干活儿的酬劳，这是我们流血流汗换来的。

第二，我们什么时候拿到幽云十六州的？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那个时候你们宋朝在哪里呢？那个时候别说宋朝了，连你宋朝篡位的后周都还没有呢。你们老赵家的宋朝是960年才有的。我是先长的眉毛，你是后长的胡子。就算有纠纷，也是我们和后晋老石家的事儿，你们老赵家一个篡位的，腆着脸跟我谈什么谈？

第三，这次我们来，也不是想对你们怎么样，就是要把后周从我们手里抢走的瀛洲和莫州拿回来。当年武力从我手里夺走的，我今天要武力夺回来，没毛病吧？

第四，说起打仗，你们宋朝建国后，我们两国打过两次打仗，两次都是你们侵略我们。第一次，979年，第二次，986年。这两次，不是我们先动的手吧？是你们打到我家里来的吧？结果呢？丢人！两次都败了。

总结一下：双方争议的瀛洲莫州，所谓的关南之地，第一，我们辽朝是合法途径拿到的，第二，不是从你们宋朝手里拿的，第三，被武力抢走的，我们要武力抢回来，第四，你主动打我两回，我现在打你一回，你不亏吧？你主动打我，你都打不过，现在我主动打你，你还赢得了？

当然，上面这一二三四，都是我自己代入辽朝人假想演绎的。

我估计，当时谈判桌上，即使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打仗重在师出有名。如果真要讲道理，你看看，辽朝军民上下，也有一番他的道理，他的底气。

既然提到了“士气”这种精神力量，我们不妨再深看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