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有什么解决方案？

什么建议都不听，那一个国家还怎么变革，怎么进步呢？

王夫之给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共是四句话：“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

展开解释一下：

第一句：“创制听之前王”。这个“前王”指的是开国之君。当年先祖创业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最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最充分的，所以，他们制定的制度框架有非常大的合理性，不要去动。

第二句话：“修举听之百执”。百执，就是各个垂直领域的专业干部。政策要不要调整？项目要不要举行？听他们的。言下之意，不要听外行的。郭德纲不是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吗？“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这是一种尊重专业的精神。

第三句话：“斟酌听之长吏”。斟酌，就是执行政策的具体分寸，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要听谁的？地方长官和部门首脑的，这叫“长吏”。

确实，基层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是不给基层官员这种斟酌的弹性，他们什么也干不成。

前段时间，我看有个基层的村官，在网上分享工作经历。他说，我们这村子里村民爱赌博，本来家家穷的叮当响，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玩几把牌就输光。去劝吧，是不听的；去抓吧，要是在红白事那些场合上去抓，很容易引发冲突。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组织大家跳广场舞，定期举办广场舞大赛，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当评委，还弄了个排行榜。就这样消耗村民精力，参加赌博的人就少了。但是这事，如果你要让一个外面的人来看，一定会说，这个地方的干部强制老百姓参加文化活动，这是搞面子工程。他们哪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是不让村民赌博。

你看，有时候政策执行的那个分寸、那个劲道儿，还真的只能让最接近老百姓的官员去拿捏。不是身在局中的人，很难插得上嘴。

好，还有第四句话：“从违听之编氓（méng）”，编氓，就是编户齐民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当时，老百姓只有被管的份儿，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发言权，这个发言不是说话，而是用行动来投票。所谓“从违”，就是指老百姓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如果政策不合理，你放心，老百姓自然有办法钻空子、找漏洞、非暴力不合作，或者干脆走人，这个政策也是搞不下去。

你看，有了这么四句话，王夫之勾勒了一个完整的政策调整逻辑。1，大的制度框架，听开国之君的。2，政策该修该补，项目该干该停，听专业官员的。3，分寸该多该少，力度该松该紧，听地方干部的。4，配合还是不配合，愿意还是不愿意，最后看老百姓的反应。

王夫之设计的这套方案，有点像某种机械结构：先有一个稳定的框架，再有一些粗调的旋钮，还有一些精细调节的旋钮，一层一层地，让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既有稳定性，也能随机应变。

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是：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主持特定环节的运行和变革。这当然就包含了一句潜台词：请不要脱离自己的本位操别人的心。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并不需要专门给别人提建议的人？

在这四句话里面，我们作为现代人，可能最听不惯的就是第一句：“创制听之前王”。

凭什么？开国之君可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还把他的话当金科玉律，这不是用死人绑架活人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在古代，社会环境的变化缓慢。开国之君创制的制度框架确实有很强的适应性。

这里我只强调一点：当最高权力只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的时候，一代不如一代是大概率现象。

这个得认。用进化论里的一个概念来说，这叫“回归平均”。这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发现的现象：父亲的身高如果大于平均值，儿子的身高大概率就会比父亲矮；反之，儿子的身高大概率就会比父亲高。其他，像智商、精力、体能，这些人体指标都差不多。

第一代创业君主，应该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上都远超常人，但是，后代的能力回归平均就是必然的事，不可能代代都是天降猛男，这是个硬约束。

我们就看宋朝，宋太祖宋太宗那都不是一般人。太祖就不说了，宋太宗这个人，仅仅勤奋这一条，后来的子孙根本就比不了。

唐朝的时候，皇帝本来是五天一上朝。安史之乱后，国家事情多，皇帝也是干一天休一天。但是宋太宗可是一天都不休息。在位21年，天天如此，一直到去世当天，他还召见大臣议事。他管事儿细到什么程度呢？

自己能管得到的案件，自己亲自判决。比如开封府的案子，他留下的记录，是一天判好几百件。有臣子劝他，你这也太辛苦了。宋太宗说什么？他说：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啊，就是在那坐一会儿嘛，就把活儿干了呀。

你说这是什么精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刚开始还能坚持每天上朝，后来渐渐地就不行了，开始隔三差五给自己放假。真不是懒，就是常人的精力受不了。

这就要说到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了。话说汉代初年的丞相先是萧何，然后是曹参。汉惠帝觉得，我这丞相曹参天天只会喝酒，不思进取，你能改改吗？曹参就反问他，你的能力比得过你爹刘邦吗？比不过。那我曹参比得过萧何吗？比不过。

咱们比不过，那还瞎折腾什么，老老实实“循规蹈矩”，也就是按照开国制度办事不就完了嘛。这就是那个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

所以，古人动不动就讲“祖宗之法”，讲“遵祖制”，这不是什么保守反动，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行的政治策略啊。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讲历史故事，而是通过李沆的一段话，在反复玩味一种观念。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两条：第一，不要听不相干的人的建议，动不动就兴利除弊，搞什么变革。那为啥呢？这就是第二条了：先王创立的制度，挺好的，能不动就千万别动。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放在全世界的思想谱系里，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传统。

为什么要在这一期讲这个？因为即使在中国古代，像李沆和王夫之，把这套观念表达得如此明确、完整的人，其实也很少。今年是1003年，明年，李沆就要过世了。我们得抓住这电光石火的瞬间，捕捉中国思想史上这难得的只言片语。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追问一下：保守主义，到底是在说什么？

保守主义到底在说什么？

保守主义这个词，怎么听都像是一个贬义词。

这没办法。过去200年的中国人，时代主题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思想底色都一样，都是主张变革，反对保守，都是觉得现状要改造，明天更美好，都是“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当我们听到“保守主义”的这一套观念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试着花一点点时间，来理解一下“保守主义”到底在说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再做决定，要不要同意它。

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抱着传统、现状和老祖宗的话不撒手吗？是老古董吗？

不是。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不信任”，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这是学习思想史的一个小窍门：咱们先别看一个思想家在主张什么，而要先看他反对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是厌恶什么。找到他的反面，再猛回头，看到他那一脸的气愤、恐惧和厌恶，你才能豁然开朗，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些主张。

理解保守主义也一样，先看他们的反面：

他们觉得，一个人运用纯粹的理性思考和概念推演，就能得出一个改造世界的方案，那这个人也太狂妄了，他的结论也一定是一个乌托邦。人类社会可不是一台机器，哪里坏了修哪里；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可以洞察它运行的全部规律。局外人，能看得到一项变革带来的好处，但是往往看不到隐藏的代价。

我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假如一个见习编剧，正在看一个剧本，突然冒出来一个新想法，我在故事里加进一只猫的角色。这个主意听上去怎么样？好像还挺靠谱的，只不过多了一只猫，猫又不要片酬，而且戏里有宠物，肯定招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啊。

但我得跟你说，这个编剧一定没看过一本书，叫《美剧编剧入行手册》，这本书就提到一个细节，千万不要写婴儿戏和宠物戏。为什么不能写？因为孩子和宠物非常难配合，拍摄现场搞不定，没准就要加班，片子的成本和复杂度就会上去。所以，别看只是给剧本增加一个看上去讨喜的角色，隐藏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你看看，就这么个小事，你不在局中，你就不理解一个变动带来的潜在的代价。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利不百，不变法”。没有一百倍的好处，都不要尝试做变革。按说有一倍好处不就可以搞变革吗？不，还要留下99倍的好处，来对冲那些不可知的、潜在的风险和代价。要对人类理性的缺陷做充分的估计啊。

对，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不相信人类理性。

这下，你可能就更能理解李沆为什么说，我不听那些兴利除弊的政策建议了，“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这和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是一样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埃德蒙 ·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不是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是不相信举着这个口号的人就能改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

好了，说到这儿，保守主义者还没有说完，他们要求谨慎变革，并不是不让变革。那他们怎么变革呢？

这是一个非常开脑洞的思路。

保守主义主张，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请到会议室里来，大家都参加投票，一起来做决定。但重点来了，谁是利益相关者？可不只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保守主义者说，在我们这代人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有了。

在我们这代人之后，世界还要继续存在。那这个世界什么样，当然就不能只由我们活着的人说了算。死去的人，未来的人，都有份，都要发言。

这就是埃德蒙 · 伯克那句名言了——

这本书《评法国革命》里的：“国家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死的人和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

那既然是合伙关系，就得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参与决策。

政治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祖先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别光看见好处，多考虑一点代价”。

财政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子孙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不许吃干扒净，要给子孙留一点”。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切斯特顿，还有一句话讲得更透彻，他说，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亡者的民主”。尊重传统，本质上不是不变革，而是让死去的亡者参与到我们的决策过程中。

这样的决策过程，才是一个思虑周全的过程。经过这样过程的行动，才是负责任的、谨慎的变革行动。

你可能会说，死了的祖先又不会说话，他们怎么参与决策呢？他们不用说话。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的做事方式，和父母在旁边的做事方式会一样吗？即使父母什么都不说，你也会正经得多，对吧？只要我们意识到祖先在这个会议室里，他们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们也在参与。

就像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说的，（我们现在是在1003年，他要到将近40年后才出生，他也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之一），他跟当时的皇帝宋哲宗说：“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你干每件事的时候，就想着祖先就坐在旁边，他们经常可能问问你做这件事的理由，你只要怀着这个念头，天下就坏不到哪里去。

哎，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能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人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讲“遵祖制”的原因了。

说到现在，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保守主义，你至少理解了一件事：保守主义者并不狭隘，不是只看得见过去。不，他们其实穿透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视野。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点抽象，从李沆的一句话开始，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即使我做了这么多解释，那句话听起来还是很刺耳。“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你怎么就那么横呢？

正好我手边有一本书，金纲先生，我很喜欢的一位民间思想者写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其中也提到了李沆这句话。他说，理解李沆这句话，需要三样东西：

“需要有一点对大宋创始人太祖太宗，在五代以来经验形态下点滴立法的温情体认。”开国君主创建制度的深意，我们真的全盘了解了吗？

“还需要有一点对士大夫阶层好大喜功、躁竞求名弱点的审视”。急着提意见、搞改革的人，真的想好了吗？

“更需要有一点对史上‘无为而治’之圣贤理念和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领悟力。”中国古代圣贤和西方保守主义的逆耳忠言，会不会也有一些道理呢？

好，说回到公元1003年。

李沆现在还是宰相。但是到明年，1004年的七月，有“圣相”之称的李沆就要去世了。

李沆一死，这种中国风格的古典保守主义的政治风气就渐渐消失了。从要变革，发展到大家争相提意见，再发展到因为意见不同而搞党争，大宋朝的政治风格即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未来两年多的《文明之旅》节目，我们会不断触碰到这个话题。

今年，我们提前目送李沆的离开。让我们记住中国古典保守主义的这个倔强的背影。

明年，1004年，宋辽之间的终极大决战就要展开，下一集《文明之旅》节目，我们就要把目光集中到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了。下期见！

参考文献：

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清）张英、张廷玉著，车其磊等注译：《父子宰相家训》，团结出版社，2019年。

专著、论文：

朱师辙著：《商君书解诂定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

郭人民著，孙顺霖补正：《战国策校注系年补正》，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王瑞来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

黄继伟编著：《华为工作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埃德蒙·伯克著，林镶华导读，任建国注释：《评法国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英]埃伦·桑德勒著，洪帆译：《美剧编剧入行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3年。

​林鹄：《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湖北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