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004年的宋军的士气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刚才提到的979年和986年的两次北伐，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979年，是宋朝灭北汉，想顺手牵羊拿下幽云十六州，失败了。高梁河一战，不仅大军溃散，连宋太宗的腿都中了两箭，最后是坐上了一辆驴车，才逃回来。所以现在网上有人给太宗起了一个外号，叫“高梁河车神”。

你可以说这次是没准备好，大意了。那七年后，986年的雍熙北伐，那可是精心准备的三路大军北上伐辽，结果还是败，而且败得更惨。杨家将的杨老令公杨业，就死在这一战。

这两次对辽战败，还是近20来年的事。如果再往前看，中原政权和辽朝交手，成绩单也是非常难看。

我们现在讲五代十国，好像中原的梁唐晋汉周是连下来的。其实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具体说就是公元947年的上半年，后晋灭亡了，后汉还没有建立。这个时候的东京汴梁，或者说中原的主人是谁？就是辽朝啊。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掉了后晋，是短暂地成为过中原皇帝的。虽然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治理不了中原，撤走了，但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啊。

读中国历史，咱们必须知道“先例”这个东西的厉害。

比如，汉武帝的时候卫青霍去病打败了匈奴，这件事为什么伟大？具体的战果，其实没那么重要。要不了多少年，匈奴就卷土重来了。重要的是，什么“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这些事创造了一个先例。它告诉后人：农耕民族在战场上打败草原民族，而且是获得那种犁庭扫穴、直捣王庭式的彻底胜利，是有可能的。

这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产。后来的中原人都知道，不管我现在面对什么局面，哪怕是灭国的局面，没关系，我们还能东山再起，驱除鞑虏，把外敌赶出去。我只是暂时没做到，但历史证明我们能做到。你去看南北朝的时候、南宋的时候、明代初年的时候、清代末年的时候、乃至抗日战争时候的史料，卫青霍去病的故事总是被人反复提起。这就是创制一个历史先例给后人来的力量。

那当我们回到1004年。在大宋君臣的记忆里面，和辽朝打仗，20年来没有赢过，50年前还被人家彻底征服过，这也是“先例”啊。凡事一有先例，就是在后人的脑子里种下了一个心魔。只要辽军的铁蹄一过边境，大家心里的某个角落里就会有声音响起来：不会吧？又来了？这是又一次五胡乱华，还是安史之乱，还是汴梁陷落啊？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1004年，景德元年的时候，大宋君臣在面对辽朝大兵压境的时候，有担心、有恐惧、有疑虑，甚至有人冒出过要暂避锋芒、远走金陵或者成都的建议，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了？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如果不能充分地看到古人面对的现实，不能理解古人脑子里的那些模型和先例，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对他们的很多指责就是轻率的，反过来，对他们的勇气其实是没有给予足够尊重的。

后来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一路护送下，当然也可能是连拖带拽地，来到了宋辽战争的前线。不仅御驾亲征，而且来到了前线澶州，不仅到了澶州，而且渡过了黄河，来到了澶州北城。当皇帝的旗帜出现在城楼上的时候，所有的宋军大呼万岁，声音震动几十里，军队的士气达到顶点。在那个刹那，我相信很多人是热泪盈眶的。

但是，如果不理解刚才我说的宋军的那些弱势，那些难处，那些内心的恐惧，我们就既会低估宋真宗的勇气，也无从理解那几十万宋军士兵的兴奋的呐喊到底是因为什么。

好了，说了这么多宋朝一方的劣势，那为什么历史最后的结局，居然是双方握手言和，和平不仅猝不及防地就来了，而且一下就延续了120年。

为什么宋朝扛住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了。

大宋凭什么抗住了？

宋辽澶渊之战的最后结果，就是澶渊之盟。很多人对这个和平条约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城下之盟，而且是宋朝付了钱的城下之盟，一年要给辽朝30万的“岁币”嘛。所以，听起来有点屈辱的意思。

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就是1005年那一期的《文明之旅》节目再详细分析，毕竟澶渊之盟的正式签订是明年的事儿。在这儿，我只提示一点：如果两个政权争议一片领土的归属，你说这是你的，我说这是我的，最后闹到要兵戎相见的程度，而博弈的最后结果是：领土归你，你给我点儿钱，我走人。那么请问，到底是谁赢了？

当然是你赢了呀。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所以，关于1004年，大宋景德元年的这场澶渊之战，我们基本可以下一个十二个字的结论：双方平分秋色，大宋略占上风。

那就奇怪了，前面那一段，咱们说了宋军的那么多劣势，最后怎么就扛住了呢，而且还能占上风呢？

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观察角度是：1004年的大宋朝，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物种，和强盛的汉唐不一样，和此前的五代也不一样。

我们想象中的汉唐盛世什么样？一个体面的大帝国什么样？只从军事这一个维度上讲，当然是有非常强悍的边防军队，谁敢惹我，我就灭谁，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不好意思，宋朝从逻辑上就做不到。为啥？因为宋朝立国的国策，就不会允许出现强悍的边军。如果追求军队的战斗力，那将领就要有独立的带兵权、指挥权，甚至有自己征集军需的权力，那不就是藩镇吗？那样的将领不就可能又是一个安禄山吗？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宋朝几代皇帝的努力，就是要防范出现这样的将领。

赵冬梅教授在她的《法度与人心》里，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她说，宋朝的边防军，不仅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且“流水的兵”之上还有“流水的官”，更要命的是，这“流水的兵”跟“流水的官”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他们永远分流。这样的边防军，固然不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但也就大大削弱了抵御外部强敌的战斗力。没办法，安全和效率永远是一对矛盾。

那怎么办？那么大的宋帝国，面对辽朝这样的强敌，又不能出现强悍的将领，国防安全怎么办？

这种压力就活活地把大宋的军力建设逼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拼命强化防守能力。你可能会说，防守能力不也是战斗力吗？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大了，进攻和防守表面上是打仗的两种策略，但它们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其中就讲到宋代初年这个战略文化的大转型。

五代时候的军人什么样？要在军人群体中获得拥护和声望，那自己必须也是好汉，必须武艺高强，必须好勇斗狠。但是宋朝建国之后，将领的风格就变了。比如宋朝的开国元勋大将曹彬，宋朝立国之后，几个重大的战役，曹彬都参与了，尤其是灭南唐的那一战，曹彬还被任命为主帅。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什么武艺，会什么耍枪弄棒的事儿，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事迹，都是强调这个人清廉、宽厚、仁爱，守法这些特质，活脱脱一个士大夫。

更重要的是，战争的风格也渐渐地在变。

五代时候的战争，讲究来去如风、速战速决；讲究少废话，不服就干；讲究野战，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打一场，胜负立判。听着过瘾吧？但说实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时的战争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政权的合法性又薄弱，军队的士气波动还非常大，不这么以快制快地打，根本就撑不久。

但是在1004年的这场宋辽澶渊之战中，我们看到的宋军，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路数，变成了非常厚重的防守风格。

这两种风格的背后，是战争需要的资源结构不一样。

进攻战，除了兵力和武器之外，天才的将领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战场上的要素组合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岳飞讲的那句话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进攻战的胜利，本质上就是把将领的智力资源转化为战斗力。

但是防守战就不一样了，不能说将领不重要，但是，国家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也都能转化为战斗力。

简单举两个例子——

前面说过，宋朝没有幽云十六州，所以就没了防守的天险，那怎么办？大宋朝有的是人力，没有天险就生造呗。

你很难想象，从宋太宗淳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93年开始，在华北大平原的宋辽边境上，宋朝居然修建了600里的人工湖泊。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长是从今天的保定一带，一直延伸到海边，宽的地方有100多里，窄的地方也有8到10里。这种人工湖泊，宋朝人叫做“塘泺[pō]”。

这是平原地区，好挖沟挖塘，那山区呢？就种树。用树，尤其是榆树形成的要塞，就称之为“榆塞”。作用和“塘泺”类似，都可以挡住北方来的骑兵。

所以你看，基建狂魔，不是白给的。宋朝的人口优势，经济优势，就这么转化成了战斗力。

还有，技术优势也能转化成战斗力。宋人发明了用打井来守城的方法。打井不仅能提供水源，还有其他用处。比如，在冬天，宋军就可以把井水浇在城墙上，结冰之后，这城墙就很难往上爬了。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著名的杨家将，杨六郎杨延昭就用过这个方法。到了今年，1004年，宋朝人还琢磨出了新法子。沧州之战，水井里的水制造的冰块，还能替代石头用。

宋人更关键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弩机上。

要知道，弩机和弓箭不一样。想要用好弓箭，得有非常好的体能，而且还得经过长期的训练。而弩机就不用，它有一个扳机，可以先用腿部或腰部的力量上弦，力气小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那宋朝的人口优势就能发挥出来了。最大的弩机，居然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才能使用。

而且你想，弩机是事先上弦的，所以，只要有技术研发能力，它的力量可以不断地突破上限。到公元976年的时候，宋朝已经把床子弩的射程提升到了1580米。这已经达到现代狙击步枪的射程了。

你看，如果国家致力于防守，那么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就很容易转化为战斗力。事实上，回顾1004年的澶渊之战，辽朝大军之所以踢到了铁板上，之所以后来愿意谈判，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10月底战争爆发之后，辽军的前锋部队先是攻打威虏军、顺安军，打不下来；然后去打北平寨，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定州，还是打不下来。先锋部队出师不利，那能不能主力也上阵，好歹拿下一个大据点，好歹提升一下士气呢？辽军选定的目标是瀛州，今天的河北省河间。

瀛洲这一仗打得特别惨烈。辽朝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举着鼓槌，在瀛州城下击鼓助威。但是没用，辽军死了三万人，最后还是没有拿下。

我们过去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辽军一路冲到了澶州城下，过了黄河就是开封汴梁。但是如果在历史现场，你还会注意到：在辽军身后的河北平原上，宋朝丢掉的城池其实并不多。辽军越深入，后路的风险累积得就越高。所以，当双方军队在澶州对峙的时候，城里的宋真宗君臣，内心肯定是惴惴不安的，但是城外的辽朝皇帝和太后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而最后击溃辽军心防的，应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弩机了。这场战争里，发生过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射击。

有一天，澶州城头的宋军，隔了几百米，影影绰绰看着城下的辽军有当官的来巡视前线，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发射了一次床子弩，就这么巧，直接命中了辽军的统帅萧挞凛的额头，人抬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仗还没怎么打，主帅先死了，这对辽军的士气打击太大了。

你看，攻城不下，导致辽军孤军深入；主帅身死，导致辽军军心崩溃。这两件事，是澶渊之战的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辽朝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的两个决定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一个来自于宋朝的经济优势转化成的战斗力，一个来自于宋朝的技术优势转化成的战斗力。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大宋朝这架战争机器：就在宋初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它渐渐演化成了另一副样子，从一柄匕首变成了一块盾牌，从牙尖齿利的猎豹，变成了岿然不动的大象。

澶渊之战，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12个字吗？“双方平分秋色，大宋略占上风。”但是我知道，1000多年后，有的人，即使认可这个结论，也一点不会觉得兴奋。

为啥？因为不痛快嘛。

一个崛起中的帝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有霍去病那样的猛将，应该有灭匈奴那样的战功吧？遥想当年，霍去病发明了骑兵的长途奔袭的闪电战，打的是大迂回、大穿插、大歼灭战。那多痛快？

而不是像现在的大宋，深挖沟、高筑墙，主打一个抗击打能力超强，像个缩起来的刺猬一样，把敌人熬得没脾气，然后给几个钱对方撤走。这算什么胜利？

下一期节目，讲1005年的时候，我会重点聊这个话题。澶渊之盟是不是一个好结果？

这里只提示一点：

站在慕强的立场上，我们当然会期待祖先获得更辉煌的胜利，把帝国的疆界往前推，推到幽云十六州，推到草原，推到大漠，因为这会给我的血脉添加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生活在1004年的大宋的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们是更希望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然后我能继续过我的生活，还是更希望利剑出鞘，满足皇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呢？当然是前者。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这个不同的视角其实折射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文明之旅》节目的学术顾问、历史学者林鹄老师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中国历史表现为两度回归。”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是把君主的欲望当做国家的终极目标的，其他人都是工具。

这样的乱世持续了几百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现了第一次回归：国家治理的目标，重新回到了天命观下的道德政治，天子只是天的代表、自然秩序的维护人，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圣贤道德和实现社会的良善秩序。

等到了汉朝末年，又开启了一次大乱世，国家的道德目标再一次迷失。最典型的，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就算你“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你就是在道德品行上有再大的瑕疵，只要你有才能，我照用不误。乱世就是这样，眼前的利益目标至上。

几百年之后，到了宋朝。你会发现，宋朝初年的几代君主，又在自觉地推动国家道德目标的第二次回归。

在1004年的纷飞的战火里，你看到的，更多是宋朝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还是一个国家的主动转向和文明演进？

下一期，1005年，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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