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

中国历史上，权力继承通常有两种模式：“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那各自适用什么情况呢？

施展老师在他那本《枢纽》里，有一个分析：长城以南的中原帝国通常都是父死子继：爸爸死了，儿子接着干。因为中原帝国的统治，主要是靠官僚体系完成的。君主的能力是第二位的，关键是要合法，也就是上上下下有共识，比如嫡长子继承，这就能保持帝国秩序的稳定性。

但是长城北边的草原就不同了：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吗？不行。如果爸爸和孩子差个20岁以上，不能保证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军队统帅。

原来跟着草原上的大汗南征北战的，往往是他的兄弟，最受信任的将领也是这些兄弟。

所以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接着干，才是草原的继承逻辑。

你就想一个山寨嘛。大哥带着一帮兄弟占山为王，甭管大哥生前多有威望，兄弟们多服他，大哥死了，能让他的孩子继承山寨的大当家的位置吗？

不行啊，山寨要想存活，必须都有暴力领袖，所以必然是排在大哥后面最有威望的兄弟继承。大哥如果非要传位给自己的孩子，那就不仅害了兄弟、害了山寨，最终也可能害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看，权力继承的时候，关键不是继承者的身份是什么，而是这个时候权力的合法性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权力合法性来自体系的共识，那么“父死子继”就更合理。如果权力合法性来自于武力，那么“兄终弟及”就更合理。

带着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再来理解今天说的这个政变小插曲，你是不是对那一代人的想法和做法，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政变怎么这么儿戏？

这次政变还有第二个奇怪的地方：你不觉得吗？这次政变，搞得非常草率。

虽然参与者很多，上到太后，下到宦官，内有副宰相、外有禁军统领，文的、武的、现官的、现管的，全齐。但是感觉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点吊儿郎当的。

整个这场戏码里，唯一的暴力举动，就是吕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拿一把锁锁住了王继恩。然后他找太后讲几句道理，整个阴谋就破产了。

咱们中国人平时调节什么邻里、朋友的纠纷，可能都没有这么容易。

哎，你们是在搞政变啊，不成功就死人的买卖啊，哪儿能这么儿戏呢？

我反复看这个故事，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所有的当事人，都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他们甚至把这个事就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政策建议。

“咱们换个皇上啊？好啊。大家商量商量呗？把吕端叫来统一一下意见呗？哦，吕端不同意啊，那算了吧。”就是这个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政治氛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还是要到五代时期的背景里去找。

我先说答案：五代时期的皇权，其实不是完整的皇权。

看起来坐在御座上的那个人也是皇帝，也穿龙袍，也称孤道寡，也是说杀谁就杀谁。但是不好意思，五代这些皇帝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一个，就是武力。

当时有一句名言嘛：“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听起来这个逻辑也没问题：拳头大的是哥哥，有枪就是草头王嘛。所谓的皇帝，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不是啊。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君主制度。和古罗马的皇帝、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埃及的法老，都不一样。这个话题很大，我后面找机会专门讲。

这里只简单说一下：皇权虽然以暴力为基础，但是一个皇帝要想坐稳，还必须有方方面面的合法性：比如，你要来自悠久的历史传统、要能给当下的百姓带来福祉、要能向未来许诺和平的愿景、内部的精英阶层要服气、周围的蛮夷也要服气、还要苍天大地的祝福、自己还得是一个圣贤一样的道德标杆。

说白了，人间的王，天上的神，精神世界中的圣人，都必须集为一身，才是中国的皇帝。如果做不到，装也要装出来。

如果把皇权比喻成一条大海上的船，这些条件是什么？它们就是一根根缆绳啊，是勾住海底的锚啊，锚越多，合法性就越完整，皇权就越稳固。

而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的那些皇帝，手中只有武力，表面上的威风当然也有，但实际上皇权就像是在暗夜中、在大海上、在十二级台风里、随波浮沉的一条巨轮，只有武力这一根锚，危险得很呐。

五代时期的那些王朝为什么时间那么短？53年，8个姓，14个皇帝，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像看街头流氓打架一样，谁武力强，把前一个流氓砍了，谁就可以接着在这条街上收保护费。

但是大家只交钱看戏，并不上前帮忙。免得溅自己一身血嘛。你们流氓打架，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五代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伦理。《宋史》里面有一句话，叫“事君犹佣者”，臣子看待事奉皇帝就像是打工的，东家换了就给别人干。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你们皇帝是地主家，我是长工。你们家内部怎么闹矛盾，打打杀杀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来打工挣钱的，手艺、活儿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行。

这套道德标准，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对啊，这就是当代股份公司里面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标准啊。我是被聘请来的CEO，董事会里面乱成一锅粥，我不管，只要能产生合法的董事会决议，只要照样付我的年薪，我就把自己的职责干好。

照顾好客户、员工、管理好自己的声望和品牌，这家公司要是真倒了，不耽误我换个公司接着干啊。

不仅是五代时期啊，宋朝初年的时候，大家的心态也差不多。

就在21年前，宋太宗继任宋太祖，这个皇位接得就很可疑。前面讲过“烛影斧声”的传说，说白了，赵匡胤很可能是在重病的时候，被他弟弟赵匡义害死的。而后，太宗即位之后，赵匡胤的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死得也非常蹊跷。有人怀疑也是宋太宗干的。

但是面对这样的人伦惨剧，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几百年后，清朝初年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里面很愤怒地指责：

哎，你们一个个大臣，有的号称刚直，有的号称敢言，有的号称方正，王夫之挨个点名，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哑巴啦？“而頫首结舌，听其安忍戕性以行私，无敢一念开国之先皇者。”你们把头低着，把嘴巴闭着，听任太宗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利做残忍的事，你们也不念念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你们的好。

今天我们没有王夫之的愤怒了，可以平心静气地推测那些士大夫的想法：宫廷里面的刀光剑影，红墙绿瓦黑阴沟，那是皇家自己的事，董事会的事，我们不管，我们职业经理人就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你看，这是不是和五代时候士大夫的心态差不多？

好了，理解了五代和宋初的这个政治逻辑，我们再来看宋真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发生的这场政变闹剧，就知道为什么它会搞得跟儿戏一样地草率了。

一句话——太后和宦官，觉得这是自己家里的事；文臣士大夫，觉得这是别人家里的事。

先来看李太后和大宦官王继恩。这两个人未必有什么包藏祸心，没准出发点还真就是为了这个家族好。这个出发点，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就是换一个对国家更有掌控力的接班人，提高大宋朝的存活概率。

咱们不妨把大宋朝廷想象成古时候乡下的一个大户人家——

老主人还在的时候，老主人说了算，夫人听话，老奴也听话。老主人临终时候发话，说接下来让小儿子当家。这没问题。但是，老主人一死，他的话听还是不听，就要看情况了。为什么呢？因为家族要存续，日子要过下去，活人不能让死人的话给绑架啊。

所以，宋太宗一死，他的夫人，这个时候的太后按照自己对国家局面的理解，想换个接班人。她的理由也很充分啊，我又不是换自己的亲生儿子，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大公无私的想法啊。

再加上大宦官王继恩——伺候了两代老主人，还立过大功的奴才，在家里说话也是有分量的。他也觉得老太后的想法对，随声一附和，老太后更觉得自己这么做有理了。

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嘴，宦官，明朝以后叫太监，虽然是皇帝的家奴，但是资历熬到了，在皇家也是很有地位的。

比如唐玄宗时候的高力士，玄宗的儿子、女儿、女婿都要称呼他一句“阿翁”或者“爷”的。慈禧太后时候的李莲英，光绪皇帝也要尊称一声“李谙达”，谙达是满语“师傅”的意思。

这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换皇帝的事，王继恩一个宦官，那么热心地跑前跑后地张罗。他可能是真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力量为这个家族的未来操心。

你看，当换皇帝这个事不是“国事”，而是按照“家事”来处理的时候，李太后和王继恩的行为是不是就好理解多了？

再来看士大夫，也就是卷入政变阴谋的副宰相、参知政事李昌龄和中书省的大秘书胡旦。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李昌龄是一个性格懦弱，也不怎么说话的人。胡旦呢，状元出身，性格非常文人气，一直在朝廷里面当秘书写文章，更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这种性格的人为什么要参与政变呢？按照情理推测，就是太后和王继恩私下找他征求意见，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换皇帝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啊？”

刚才我们讲，五代时候的文臣士大夫，就是一个打工的，并不觉得自己对国家对天下有什么责任感。宋朝初年的士大夫也难免这么想啊，因为本质上这是同一代人嘛。

他们会想：咱一个打工的，老夫人和老管家都商量好的事，还给我脸跟我商量，我反对个什么劲儿啊？只能表态：一切听老太太的呗。

我估计，李昌龄和胡旦就是这么上的贼船。

从这次政变的事后处理也看得出来。参与的几个人，大宦官王继恩，被贬了一个闲职，放在均州，就是今天的湖北丹江口安置，后来就死在这个地方。

参知政事李昌龄，也只是贬官，后来兜兜转转，居然在中央、在地方还当过好几任其他的官。那个一等秘书胡旦，也被贬官，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眼睛看不清东西，居然正常退休了。至于李太后，啥事没有，还是当她的皇太后，宋真宗对她还是尊敬得很。

你说这个处理结果，能是政变大案、谋逆大案的处理结果吗？这种事情，放在此前的汉唐，或者后面的明清，换皇帝的企图一旦失败，一定是杀得人头滚滚。

有人说，这显示了宋真宗的宽宏大量。这当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当时，这件事在道德上肯定也没有那么骇人听闻，所以才有高高拿起，轻轻放下的可能性。在宋真宗的宽宏大量的背后，其实有皇权破碎的深深的无奈啊。

大宋朝建立已经40年了，对皇权的缝缝补补也已经40年了。但是皇权身上的裂缝，还是清晰可见。

吕端为什么挺身而出？

刚才，我们花了点时间来体察这场政变中的每个角色的人的心态。

有了这些背景，你也就能看得出来，吕端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是多么的了不起，是多么的具有标志性意义了。

他锁住王继恩、拦住了太后，把宋真宗送上台，这一系列动作，其实是代表整个文臣士大夫阶层宣布：100多年了，宋真宗是第一个被正式册封的太子，是真正的具备完整合法性的皇帝。所谓完整的合法性，就不是你们老赵家一家一姓的事，也不是你们几个人能定得了的事。这件事，事关政治规则、事关中华道统、事关苍生福祉，事关开国四十年的大宋朝的包括皇帝、士大夫和所有百姓在内的天下共同体的兴亡。所以，我一个宰相，我一个士大夫，我该管，也必须要管。

吕端为什么能站出来？是他特别刚吗？我觉得不全是。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一个吕端单枪匹马力挽狂澜的故事。

毕竟宋朝建国40年了。这40年间，士大夫集体的责任意识在成长，中央的政治结构在优化，武将的地位在衰落，支撑皇权平稳交接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吕端之所以敢站出来，是这40年社会演化的一个结果。他一站出来，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御座上的那个皇帝角色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皇帝不再只是一个武装力量的首领，而是被社会精英阶层根据法统和规则共同认可的最高权力代表。

五代乱世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阴影终于褪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今年是公元1000年，大宋咸平三年。这一年的四月，完成这个转变的宰相吕端去世了。

他的死，在历史中也不过就是一行小字。但是这行小字后面，是历史的静水深流啊。

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人，和身在其中的古人，看问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人看到的东西当然更全面：什么前因后果啊，格局演化啊。

但我们后人的视角其实也有缺陷：我们容易忽略当事人的感受。比如，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怕什么，不知道当时的人的历史包袱，尤其是精神包袱，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过分的期待，不知道他们在决策关头为什么举棋不定。

就像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所讲的，宋朝开国都40年了，但是五代的历史阴影还是重重地压在大宋君臣心头。看不到这些，其实我们也就不是真看懂了历史，尤其是看不懂历史里的人。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本小说叫《夜色温柔》。里面有一段话，非常触动我。

这段话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凡尔登战役。这场战役号称是“凡尔登绞肉机”。十个月的战斗，双方伤亡100多万人。太惨烈了。

菲茨杰拉德说，这场战役——

“绝不可能重来一遍了，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这种战争需要信仰，需要多年积攒下来的富足和安全感，还需要各阶级之间确定而明晰的关系。

你必须有比你所能记忆的还要悠久而且使你能全心全意的情感根源。你必须记得圣诞节，记得皇太子和他的未婚妻的明信片，还有瓦朗斯的小咖啡馆、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啤酒屋以及市政厅的婚礼，记得去德比看赛马会，记得爷爷唇边的胡子……

这是一场爱的战役——消耗掉了一个世纪的中产阶级的爱……

我整个美丽且安全的世界，都随着这一阵爆炸带过的狂风，在我面前炸得粉碎，化为乌有了。”

对，一场战役，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惨烈，双方都坚守不退，为什么？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有力量的，是能赢的。这背后，就一定有长期积累的信念感和大量的温情故事。

看不懂那一代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故事，我们就看不懂那一代人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是要捋着历史的年份，一年一年地往下讲。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跟在古人的身后，亦步亦趋，就像跟在自己孩子的身后，他们的很多怕和爱，他们的犹豫和纠结，虽然我们帮不上忙，但我们可以用“理解之同情”，用置身事内的姿态，来感受他们的这些挑战、难题和局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人性，理解中国。

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学者索维尔说的：“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顺便也让这句话，作为我们这个漫长的节目的开端吧。

下一期，咱们公元1001年见。

参考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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