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965年的“全师雄之乱”。

全师雄是谁啊？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吗？不是啊。

他本来是后蜀一个武人出身的官员，本来是作为降官，带着家眷要去京师的。走在路上，已经觉得不对头，乱兵起了嘛，他就怕被拥戴成叛军主帅。所以就丢弃了家人，躲了起来。但还是被搜了出来，被迫上了贼船，当了叛军的头。于是，全师雄的名字，就跟叛乱写在了一起。

还有，就是一年前，公元1000年的“王均之乱”。

这件事的起因，特别无厘头。

叛乱的军队是哪里的军队？不是原来四川当地的军队，而是朝廷的最精锐的禁军。叛乱的首发阵容有多大？八个人。领头的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叫赵延顺。

为什么叛乱？因为军队搞检阅仪式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这支部队，待遇不如别人好，吃的，穿的，不如人家好。就为争一口气，没有什么预谋，就造反。

那问题是，不是叫“王均之乱”吗？这个王均是谁？又是怎么上的贼船呢？

王均就是他们这支军队原来的头儿。

这事发生在1000年的大年初一。八个小兵因为一口好吃的没吃上，就开始杀人造反。刚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上头了，但是真杀了人，闯了祸，这几个小兵也傻眼，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谁来平叛，他们就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不答应？不答应就杀了。

这一连杀了好几个人。最后他们部队的主管军官，就是王均来了。他们又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这王均一看，本来这就是自己的兵，闯下这么大的祸，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如果不答应，前面又有几个前车之鉴，尸体就躺在那儿呢，于是心一横，就干了。

十个月之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整个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五代乱世的那些故事的翻版。同样的“权反在下”，同样的“阴谋拥戴”，领头人也是，同样的万般无奈，同样的半推半就，同样的骑虎难下，同样的鱼死网破。

这场“王均之乱”唯一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事不是发生在晚唐、五代、宋初，而是发生在大宋建国已经40年的宋真宗时代。这说明什么？

说明此前那个乱世带来的社会结构、行为逻辑还没有被彻底消除。一个军头啸聚起来，能成事，至少能割据一方，这个历史的想象空间，至少在公元1000年前后，还没有彻底关闭。在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有机会。

马克思有一句话：人们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宋朝建国，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条件之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宋朝建国40多年了，前代军阀的故事和传统，还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很多活人的头脑啊。

为什么统一秩序的建设这么难呢？一会儿，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瓦解”为什么比“土崩”更难重建？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一个统一秩序这么难？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还行吧？没那么难吧？你想，汉朝的刘邦公元前209年起兵，到了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一共是7年时间。唐朝也是，李渊从公元617年起兵，公元624年基本统一，也是7年时间。没觉得有多难啊。

而到了宋朝，960年建国，979年拿下北汉，基本统一，这是花了19年。而直到今年，1001年，地方分离主义倾向还这么严重。40年了，还没把活儿干利索。宋朝怎么这么弱呢？

咱们不能单看这几个数字，还得看做事情的基础。那你就会发现，宋朝确实面对的是一款“地狱难度”的游戏。

有一个词，叫“土崩瓦解”。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发明的。这个词儿现在我们都是连着用，感觉“土崩”和“瓦解”是一个意思，都是形容一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状态。

但后来，有人就把这个词拆了，“土崩”和“瓦解”不是一个意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溃散的状态。

什么是“土崩”？就是社会秩序彻底解体。就像一堵土墙，日晒雨淋到最后，只要有个手指头一捅，轰隆一声就全倒了，碎成渣渣，这叫“土崩”。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也好，精英阶层也好，都受不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最糟糕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所向，就是希望赶紧打出一个新统治者，搞出一个新秩序。对，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刘邦和朱元璋都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都能成事。可见旧秩序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溃散状态，他们建立新秩序的难度就相对小。

但是“瓦解”就不一样了。原来的统一秩序，像瓦片一样，碎成了一块一块的。但你要是细看每一片瓦的内部，会发现仍然是秩序井然。原来的财富分布、权力结构、精英阶层都还在，甚至内部的向心力还很强。

晋朝和唐朝崩溃之后，分别留下了两个大分裂时代，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它们整合起来，那难度就大得多了。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土崩，就像面对一堆沙子，掺上水泥就能凝固成一个整体；瓦解，就像是面对一个打碎了的瓷碗，要把碎片粘起来，要牢固，还要不留痕迹，那就太难了。

对，宋朝的皇帝们，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秩序，就是要把五代十国的碎瓷片，而且是从唐朝末年算起，已经打碎了200多年的这堆碎瓷片拼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这个问题，不仅是宋朝的赵家天子，也不仅是中国，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包刚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抵达》，讲的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里面开篇就开了一个脑洞。

请问，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是什么？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肯定是私有制啊。你想嘛，一个古人把一块地圈起来，宣告这是我的。然后周边的人就信，就真的承认这是他的。这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但是包刚升老师说，不对。“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哎，对啊，一个婴儿都可以说，这块饼干，这个玩具是我的。只要别人不抢，或者抢不过，那就是承认了他的私有权，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难。

但是，一个人，一个我甚至都不认识的人，突然说，他是我的王，我的皇帝，他说什么我就得服从什么，甚至他都不用说，他制定一些法律规则，我就得遵守。你不觉得，这才是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吗？能做到这一点，才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惊险的跃进啊。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回到1001年的大宋，就能体察，在那么大的疆域内，在经历了200年的“瓦解”之后，还要想重建一套新秩序，确实不容易。

你就想当年的四川人嘛，我们熟悉的皇帝被你抓走了，我们的精兵被你调走了，我们的钱你说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你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姓赵的年轻人，凭啥？

你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只靠武力是回答不了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艰难的秩序建设，和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逐步推进。那真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啊。

就拿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来说，听起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笔烂账。但是如果你沉到历史的细节里，仍然可以看到中央的威权其实是一点点地在进步的。

晚唐的时候，中央搞不定藩镇，甚至皇帝都被撵得到处跑。

到后梁朱温的时候，虽然全国还是搞不定，但是他还是彻底解决了河南地区的藩镇问题，最起码，整个五代时期，河南地区藩镇叛乱，一次都没有成功。

到了后唐，又建立了一套侍卫亲军制度，就是皇帝的“私人军队”。到后汉的时候，中国北部地区的藩镇都被大大削弱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

所以你看，到五代的后期，能造反成功的，就不再是地方军阀了，而是禁军的统领，后周的郭威，宋朝的赵匡胤，都是原来皇帝身边的人。

从秩序演化的角度，你能感觉到吧？虽然还是乱世，但是那个“进步”，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坚定地发生着。

文明进程就是这样，即使方向明确，人心所向，但是也急不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公元1001年，随着四川王均之乱的平定，折磨中国200多年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结束了。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地方割据。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设更好的文明和秩序，就变成了下一个挑战。

公元1001年，这一年，柳永17岁，范仲淹12岁，晏殊10岁，包拯2岁，而欧阳修将在6年后出生。历史滚滚向前，下一代人已经快要走上舞台了。

下一周，咱们1002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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