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2年:科举为什么发生基因突变?(上)

3 翩若惊鸿 2个月前 83次点击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2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五年,在位天子是宋真宗。

这一年的总体态势和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军事压力,还是来自北边的辽朝和西边的西夏。

西夏这边的态势,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宋朝到底还是把灵州给丢了。前几年朝廷里面一直还在争论,这灵州城孤悬在外,还要不要救?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朝廷里的政局,也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排名第三位的宰相,当时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向敏中被罢相。原因特别狗血。有一次,因为牵涉到一个案子,向敏中向皇帝说,我老婆刚刚去世,我暂时不考虑再娶媳妇。结果不久就翻出来,他刚刚向一户人家求过婚。真宗皇帝一看,这个人不老实啊。就罢了他的宰相。

不过这也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点,官员真是能上能下。宰相罢免了,还可以当地方官,而且是知州这样的地方官,也不影响将来再回朝廷当宰相。在真宗后期的时候,向敏中又被重新起用为宰相。这个人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

那这一年,咱们主要关注什么呢?

一件在1002年看起来不算太大,但是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却是一件在制度安排上天大的事——科举考试。

这一年,宋真宗举行了一次殿试,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的科举考试。这是宋真宗即位以来的第二次殿试。这场考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术细节。

我们就从这个技术细节开始,来考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宋代初年这个时候,科举考试制度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

好,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穿越回1002年。

这个状元为什么“值钱”?

咱们今天这一站,是在公元1002年,大宋咸平五年。借着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咱们来聊聊科举制。

话说这一年,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录取了一个状元,叫王曾。这个人很了不起,后来当上了宰相,但那是20年之后的事儿。

现在我们还是要赞他一声“了不起”,因为他是非常难得的“连中三元”。也就是说,在州一级的考试里(州这一级的考试,唐宋叫解试,明清叫乡试),他是第一名;在尚书省礼部的考试里,他是第一名;最后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他还是第一名。这叫“连中三元”。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上,“连中三元”这事,一共出现过14个人。王曾是其中第5个。难得难得。

王曾这“连中三元”,有个人可能比他还要高兴。

谁啊?主持王曾在礼部那次考试的主考官陈恕。

我要是他,我也高兴。你想啊:在我主持的礼部考试上,王曾得了第一名,现在皇帝主持的殿试,王曾又得了第一名,说明我陈恕的眼光跟皇上一样,本身就值得骄傲。

那会不会是皇帝信任我,我选的人,他也无脑就选了呢?诶,重点来了: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的殿试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叫“糊名”。我们现在的高考也是这样。就是每张试卷上,考生要写上名字,但是名字的部分,是被密封上的。等试卷的成绩、名次排出来之后,再拆封看是哪位考生的。这叫“糊名”,也叫“弥封”。

那你想,王曾殿试还是得了状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曾是有真才实学,我陈恕和皇帝一样,都能慧眼识人。而且还间接地证明了,我没有徇私舞弊。

你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会,既证明我有水平,又证明我有道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的大背景是:宋朝初期这几十年,围绕科举制正在发生大量的、密集的制度创新。

总结下来,大概有四样“黑科技”,都是这个阶段发明或者成熟起来的。

第一样,是“殿试”。考试的最后一关,干脆由皇帝来把。作为一项正式制度,这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

第二样黑科技是“锁院”。这是宋太宗时期固化下来的一种制度。简单说,朝廷决定谁是今年的主考官,不好意思,任命一发布,你就不能回家了,直接送到贡院去。考试结果公布之前,你是出不来的。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托关系走后门。

第三样黑科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糊名”。现在是1002年,5年后,1007年,宋朝就在科举的全过程实现了“糊名”,甭管是州一级的解试,还是礼部的省试,还是最后的殿试,考生的名字一律“糊名”。

第四样黑科技是“誊录”。虽然已经“糊名”了,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姓名了。但是试卷上还是有考生的笔迹啊。万一考官和考生串通好了,根据笔迹来判断身份,或者通过试卷上的某个记号来作弊,怎么办呢?干脆,组织人手,把试卷重新抄一遍,上“人肉复印机”,彻底杜绝作弊的可能。这项制度也是在宋真宗这一朝实行起来的。

你发现没有?这几项高科技发明,都是防作弊的。有了这几个办法,科举制度就非常严密、非常成熟了。

就拿“糊名制”来说,我举个例子:后来宋仁宗时期,有一个人叫郑獬,曾经得罪了主考官。主考官在殿试的时候,就憋着一肚子气,一定要想办法把郑獬拿下。但是因为“糊名”了,所以就只能猜啊:这份卷子像是郑獬的,拿下!那份卷子也像郑獬的,不取!到最后,呈递给皇帝的卷子打开一开,第一名状元,还是郑獬。

故事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许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你不觉得吗?这种故事,每个普通人听了都会觉得爽。没有“糊名制”,小人物还不得让大人物欺负死啊?

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中国式的考试制度下长大的。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对啊,考试,不就应该彻底地防作弊,图个公平吗?

那我就提示两个问题,你琢磨琢磨,其中是不是也有点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问题:科举制度可不是宋朝创立的啊。中学历史课上我们就学过,科举创立于隋朝,那距离现在也400年了。一项考试制度,400年了,连基本的防作弊措施都不完善,各种大洞小眼,又不是真有什么跨不过去的技术门槛,唐朝皇帝为什么不补这些漏洞呢?

而到了宋朝:你算算,从973年,宋太祖搞第一次殿试开始,到真宗朝采用“誊录制”,前后也就30多年,科举制突然就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一经发明,就再也没有退场了。一直到科举制废除的1905年,此后900多年的科举考试,都是这么干的。30年,听起来挺长的,但是中国科举制那可是1000多年的制度啊,就在这短短30年内,突然发生如此多的创新。这就有点像生物演化中的寒武纪大爆发,外部环境一定发生了点什么变化,对吧?

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还有一个:

科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朝廷选人才,找到合格的官员啊,相当于朝廷的招聘考试。

假设,我是一名现在公司里的HR,负责公司的招聘。公司规定:在正式发聘书之前,不许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什么脾气、秉性、性格,籍贯、长相、爱好,老家哪里,朋友是谁,一概不允许知道,你就凭一张书面试卷上的答案,来决定要不要他。我肯定想,至少要加一次面试啊。但是公司说了,那万一你们串通作弊呢?不许。我心里肯定就得骂:这是考他还是考我?我这个HR的工作能干好吗?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糊名”和“誊录”的本质:只能通过卷面文字这一个因素来判断人,而不允许通过人来判断人。那要我这个HR干什么?公司出卷子,然后找个机器自动判分就得了呗。

其实,发明“糊名制”的,不是宋朝人,而是唐朝的武则天,是用在官员的升级考试里。她的初衷,当然也是为了公平。但是实行了没有几年,武则天自己就下旨废除了,给的理由是:“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这不是委任和考核官员的靠谱方法。你看,这个道理,前人就懂啊。为什么到了宋朝的时候,这已经被丢掉的“糊名制”又被捡起来了呢?这项有利也有弊的制度,为什么宋朝就只取它的利,不看它选才片面的弊呢?

归纳一下,刚才我们提出了宋朝初年科举制的两个疑问:

第一,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就在宋代初年这么短的时间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制度创新?

第二,用卷面定结果,这本身有利有弊。但宋朝为什么还是做了坚定的选择?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到中国科举制度的整体演化过程里去找答案了。

皇帝面临怎样的人才难题?

为什么要搞科举制?刚开始,可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性问题。说到底,它还是为了解决统一大帝国的人才难题。

秦汉之前,是搞分封制。诸侯们各看各的门,各管各的人,没有全国性的人才问题。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要搞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道难题就来了:治理这么大的帝国,不仅需要大量的官员,而且,这些官员至少得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起码的能力吧?不然你怎么当官呢?第二,皇帝得能放心吧?不然,凭啥让你当官呢?

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难凑齐的。别说那个时候了,就是放在今天,你开一家公司:有能力的陌生人,你可能不太放心;用自己的亲戚、同学、小舅子,倒是放心了,但是可能又没有能力。是不是个两难?

汉代初年,还比较好办,可以用那些开国功臣。这些人的能力和信任,都是战争岁月里面考验过的。萧何死了用曹参,曹参死了用陈平。这一代死光了,就用这些人的子弟,比如,陶舍之子陶青、周勃之子周亚夫。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连功臣子弟也没得用了。就那几个家族,也不能保证每代都出人才啊。

那怎么办呢?皇帝说,我干脆自己培养得了。

你们这些大臣、地方官,家里有不错的子弟,将来想当官的,先送到我身边来,给我当几年侍卫。侍卫嘛,站在哪儿呢?就站在我屋子外面的走廊上,所以这种官叫“郎官”。后来的那些词,什么“侍郎”、“郎中”、“员外郎”,甚至“新郎”,都是从这个词儿演化出来的。

这些官员子弟给皇帝当侍卫,抬头不见低头见,容易和皇帝建立信任;有时候执行个小任务,皇帝对他的能力也能判断个差不多。有了这些基础,将来就可以派出去当官了。你听听,这种“郎官”制度就是那个时代的“管培生计划”。

你别觉得这是个权宜之计啊,自古至今,好多人都是从这条路出头的。汉武帝时候的霍去病、霍光就是这么被重用的。清朝的和珅其实也是从御前侍卫这个职位上发家的。身边人嘛,被看见、被信任的机会,确实要大很多。

这套“郎官”制度其实很不错。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人才产量太低了。

人类学中有个概念,叫“邓巴数”,一个人能维持紧密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就150个人左右。这是由人类的智力水平决定的,无法突破。皇帝也是人啊,他能认识几个“郎官”?要治理那么大的帝国,这点人怎么够?

就像你开公司,身边熟悉的、信任的人都派完用场了,怎么办?通常都会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内推”。你们有什么好朋友、原来的好同事、包括自己家亲戚,你觉得能力行的,都推荐过来啊,公司相信你啊。对,汉代也是这么干的,这个制度叫“察举制”。

各地官员不仅有举荐人才的权力,而且也有发现人才的责任。这是有指标考核的:你们郡人口在二十万左右,则每年要推荐一个人才。按这个基数,四十万推两人,六十万推三人,以此类推。

这套制度也很好,但是运行时间一长,又有新问题了。

你想,地方官是哪儿来的?是朝廷派下来的。如果有原来在朝廷里的同事、领导给他递条子,说我有个老熟人的外甥在你们郡,你关照一下。你说他买不买账呢?当然买啊。我将来还要升官去京城的啊。所以,搞到最后,当官的机会还是在围绕中央朝廷的一个小圈子里打转,地方上的人才还是选不上来。

那怎么办?就像今天的一个董事长,在人才问题上信不过公司副总和各地分公司的总经理,那我就干脆在各地分公司专门设一个职位,用土生土长的人,专门负责人才发展问题。

没错,后来的皇帝跟你想到一起去了。曹魏的时候,就真设了这么一个职位,叫“中正”,专门负责给人才打分,给国家推荐。这就是“九品中正制”。你听听这个名字:“中正”,很明显,朝廷的期待是,这帮人能把良心搁在中间,来公正地推荐人才。但是没想到,带来的问题更大了。

因为“中正”是当地人,那他举荐的必然是地方上的豪族。以前,地方豪族只是有钱而已,并没有政治权力,现在可好了,你推荐我儿子,我推荐你儿子,搞来搞去,几百年积累下来,搞出一个豪门士族的社会阶层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尾大不掉,最后居然连皇帝都看不起。

那还行?这就逼得皇帝必须绝地反击。尤其是隋唐时期的皇帝,统一大帝国了嘛,皇权复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回顾这一段,其实就是想和你一起感受一下制度创设的难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广土众民,解决一个问题,就得想出一套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又要创立新的办法。这是一个没完没了、没有尽头的过程。

好了,到了隋唐,有了科举制,问题就终结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刚开始的科举制,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过,说隋朝开创了科举制。我当时也是不求甚解,以为就是绕开世家大族,用考试来到民间选拔官员,这不就把世家大族给治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

你想啊。隋唐时期,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几乎都来自世家大族。才能、声望、关系,这些社会资源几乎都控制在他们手里。绕开他们?说得简单。当时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书籍还特别贵,底层老百姓就没有几个认字的,哪儿有多少人才?

再说了,就算选拔了底层的人上来当官,他们没有社会声望,没有关系网络,也很难开展工作啊。

皇帝就一个人,是一个孤岛,豪门大族那可是周围的汪洋大海啊,几百年的根基,早就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要想解决豪族的问题,等不得,但是也急不得。

科举制,就是隋唐的皇帝“小火慢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隋唐时候,科举制的巧妙就在这里:它的重点不在“举”,而在那个“科”字上。

“科”是什么意思?分门别类的意思。唐代的科举,不像后来,主要就是进士科的考试,唐代有各色各样的考试科目,考中了都有官儿当。有规律举行的考试,像什么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等科目,这叫“常科”。此外,还有皇帝心血来潮,随时举办的考试,叫“制科”,那花样就多了去了,有史料记载的至少200多种。

什么“直言极谏”、“贤良方正”、“才堪经邦”、“武足安边”,都可以是考试科目,皇帝随便想起一个词,定出一个标准,都可以组织一次考试,选拔一次官员。后来还留了一个笑话:说有人在路上遇到个书生,骑着马往长安城方向狂奔。就问他,你这么着急忙慌的要干什么去,书生回答说,“我要去考不求闻达科”。你看你都快跑出心脏病了,就这还“不求闻达”呢?

那你说,唐代皇帝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科举的“科目”呢?为的是:把人才标准的制定权从世家大族手里抢过来。

原来的“九品中正制”,“中正”官有权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他是中下品,你是上中品。而且,不仅打分,还盖戳儿,用国家的名义来给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做信用背书。这就相当于一个地方官,拿着国家的戳儿,随心所欲地给人发文凭。这怎么行?

现在有了科举制,好了,什么叫人才,我说了算;谁是人才,考试成绩说了算。即使考试制度本身不完备,即使人还是那些人,没关系啊,至少衡量官员的那把“尺子”,给你们做信用背书的那个“戳儿”,不好意思,我拿过来了。那皇帝在官僚系统中的威望就提高了一大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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