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现在公司里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原来是各地分公司给总公司推荐人才。那大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就是：我是河南分公司推荐的，他是湖北分公司上来的，我是王总栽培的，他是李总提拔的。那这个公司肯定就是四分五裂。

现在总公司改政策了：提拔人，要按总公司发布的标准来，比如三月份要提拔一个特别勤奋的，四月份要提拔一个业绩特别好的，五月份要提拔一个外语说得棒的。这就是抛出了三个人才标准的分类。这不就是唐朝科举中的那些“科”吗？

虽然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底下人还是可以作弊，但最后选出来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在勤奋、业绩、外语水平上，总得稍微能说得过去吧？那你想会有什么结果？

公司里的人的分组方式，就不是按照地域和推荐人来分了，而是按照专长和特征来分了。这对原来分公司的权力当然就是一种削弱。

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提拔的人的心态变了。他心里清楚：第一，标准是总公司定的。提拔的机会是总公司给的。我最感谢总公司。第二，虽然对于过程中帮过我的人，我也很感激，但那不是决定性因素。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禀赋和努力。

唐代皇帝靠这一招，渐渐地就把人才标准的认定权从世家大族手里收上来了。虽然人可能还是那些人，但是皇帝的权威大大增加。

你看，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从民间选拔新人才。就像打牌，皇帝的目的不是要换牌，而是要把桌面上已有的牌按照皇帝定的标准重新组合。要不怎么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呢？拿到标准的制定权，很重要啊。

那科举制度就这样持续下去，不是挺好吗？

不行啊。到了宋朝，社会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而要解决这些新挑战，皇帝就不得不对科举制度做进一步的改造了。

谁是大宋皇帝的新对手？

刚才我们说，到了宋朝，皇权又有了新的挑战。

本来，皇帝的对手是世家大族。但是没想到，唐朝末年的那场动乱，世家大族是死的死、散的散，困扰皇权几百年的豪族问题，突然就这么消失了。

那皇帝就可以彻底松心了？拔剑四顾心茫然了？不会的。舞台上不会有真空，新对手很快就上场了。谁啊？就是能够左右科举考试结果的官僚集团。毕竟，科举考试要面对成千上万的考生，皇上一个人可干不了，得委派官员具体操办，这些主考官们，就通过出题、阅卷、选优，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利。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世家大族对皇权，像是蹲在门口的野兽，动不动要暴起伤人；而官僚集团对皇权，更像是屋子里偷东西的老鼠。虽然威胁没有那么大，但是鼠窃狗偷的，也是非常烦人。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以前是世家大族对人事权的劫持，而现在，变成了主考官们对国家人事权的截流。

这还真不是皇帝的想象，真实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

唐朝有个宰相叫崔群，他曾经主持过科举。罢官之后，他的夫人就劝他买庄园土地，给子孙留点家业。崔群说：“我有30所好庄田，遍布天下，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夫人就疑惑了：“我怎么不知道呀？”崔群说：“我前年主持科举，录取了30个人，这不都是好庄田吗？”言下之意，咱的子孙，靠这些门生的照顾，比自家有田产还靠谱。

你看看，这叫什么心态？你主持考试，录取的门生，怎么就成了你私人的产业了？

没错，这就是唐朝的风气，考官与考生之间逐渐形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私人的关系。白居易写过这么一首诗，最后四句是：“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高家门馆指的是谁？就是当年录取白居易的“座主”高郢啊。全诗大意就是说，我白居易自己看破红尘，想要告别官场，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没能报答“座主”高郢的恩情。要知道，这首诗可不是白居易28岁刚刚中进士的时候写的，而是他晚年写的。都过了三四十年，这恩情还甩不掉呢。

这种“座主”和“门生”关系，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政治肿瘤，就是“朋党”。在朝廷中勾结，在政治上共进退，唐文宗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官位是我设的，俸禄是我出的，凭什么你们这些官僚，只要当过一次考官，就能收获这个考生一辈子的感激涕零？

所以，宋代的皇帝，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严防死守。宋太祖即位第三年，就颁布诏令，严禁科举考官与考生结为“座主”、“门生”的关系，诏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你们能当官，是朝廷的恩典，你们凭什么跑到那些大佬的家里去千恩万谢呢？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话：“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我的权力是这些大佬给的，那我获得权力之后也只会对这些大佬负责。皇帝是谁？不好意思，不熟。

宋代的皇帝虽然没有读过孟德斯鸠，但是这个道理，他们是明白的。

现在我们明白宋代皇帝面临的挑战了：必须在用人问题上，防止官僚集团当中间商、赚差价。这个问题既然是科举制造成的，那就要通过修正科举制，把这个漏洞给堵上。

说到这儿，我们就能回答前面提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就在宋初这30年间，科举制度突然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制度创新？

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是在考场上厮杀过来的，一听防作弊的措施，就觉得是冲我们考生来的。不是的。科举制度中的防作弊措施，是冲官僚集团来的。

你就看这几项“黑科技”——

“殿试”这项制度的潜台词是：你们这些官僚和考生之间，也别什么“门生”、“恩师”的叫得那么肉麻了，凡是中进士的，全都是“天子门生”。“恩师”就是我。不许你们中间商赚差价。

至于“锁院”、“糊名”、“誊录”这几项措施，本质是啥？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剔除掉人的因素。科举考试中的所有考官，你们低头看卷子就好，不用抬头看人。

这个时候你再看科举制度，它简直就变成了这么一架机器：只要考生愿意考，来，输入你的卷子，然后经过这个机器的判断，立即就能输出名次。整个这个机器的运行过程中，只有对文字的判断，丝毫不牵涉到人对人的判断。

你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皇帝一个人面对全天下的读书人，你从这头输入文字，我从那头给你输出名次，中间的庞大官僚系统居然拿不到什么居间的红利。在今天，需要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才能实现的事，在1000多年前，居然就实现了。用欧阳修的话来说，“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像大自然那么无情，像一杆秤那么公正，真是不可思议的制度发明啊。

那我们再来回答前面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只靠卷面文字来选人当官，这肯定不是最好的选人的方法啊。几百年前的武则天就发现这一点了。宋朝的皇帝肯定心知肚明，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坚定地这么做？

这就要说到科举制度的本质了。

我们一般理解，科举的本质，不就是考试吗？不，考试只是表象，是选择的过程。关键在于这项制度的起点。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史》，里面有一个很有洞见的说法：其他选才制度都是“他荐制”，而科举制度是“自荐制”。

所谓“他荐制”，就是我是不是人才，我说了不算，需要有他人来推荐、来背书，他们点头，我才是人才。前面我们介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这种“他荐制”；

而“自荐制”，就是我是不是人才，我只要觉得自己是，就可以站出来毛遂自荐，只要通过测试流程，不管你们对我这个人是什么观感，我就是人才。科举制和此前的人才制度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一个今天的场景：

如果在一家单位里面，你能不能被提拔涨薪，得你的直接领导说算。那一个底层的普通人，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就会受尽了盘剥和屈辱才有机会，或者这辈子压根就没有机会。

如果单位有一天说，现在咱们搞公开考试啊，谁都可以参加。那么请问你对这个考试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最好中间不掺杂任何人的因素，至于考什么，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哪怕就是纯粹的抽签，都行。至少，我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古人不是有一套嗑儿吗？“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你看，影响科举考试结果的，除了自己努力读书之外，全部都是玄学，没有什么其他人的因素在里面掺和了。这才是“自荐制”发展的终局啊。

是的。理解了“自荐制”的本质，你就知道了，科举制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就是要剔除中间环节的人为因素。它的最终使命，不是为了把人才选择出来，而是为了让所有参与这个游戏的人，有对自我命运的掌控感。

我们可以抽身出来，看看“他荐制”和“自荐制”各自的利弊。

“他荐制”，当然有优点，至今还在普遍使用。

道理很简单：人是万物的尺度，能衡量人的也只有人。所以，选拔人才，少不了人对人的推荐和背书。

就像今天，公司选择应聘者，除了笔试成绩，当然也要看，原来工作单位的同事对这个人的看法；再比如，今天西方很多学校录取人，可不是只看分数，来自社会名流的推荐信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微观地来看，如果我们需要快速地筛选人才，“他荐制”有优势。

但是，“自荐制”也不见得就那么差。这又牵涉到人的另一个本质了：人没有确定的样子。人是可以发展的。

说个我上大学时候的感受吧。当时一个班上，有从大城市来的，有从农村来的。农村同学的高考分数不低，但是要论气质、谈吐，比城里的同学就要差一大截。但是别忙，过几年你再看。农村同学会经历了一个飞速的城市化过程，很快气质、谈吐、自信也上来了。再拉长时间尺度来看，农村同学的人生成就，其实一点也不差。

我们今天的高考，本质上也是“自荐制”。它用一把尺子来量所有人，好像有失偏颇。但是另外一面，它也为人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所谓的现代文明，我想，应该就包括这样的因素：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总该有一个机会，让我自己站出来说——

“我愿意接受命运的裁判，而且，我相信我的未来发展有无限的可能。”

今天我们讲科举制度的演化，你发现没有——

这项制度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挑战，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原则，更没有什么笃定的总体规划。但是制度曲曲折折往前演化，一路经过人心、公道这些抽象原则的筛选，最终的结果，如果符合文明发展的方向，那么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你看，科举制度就存在了一千多年，甚至科举制度的那些“糊名”、“锁院”、“誊录”技术，还在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今天我们的各种考试里。

这一期《文明之旅》节目，我们讲的是1002年的宋朝。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年的两个小场景吧。

这一年，有一个学生，只有13岁，正是贫苦向学的时候。小时候，因为家贫，他住在一个庙里读书。他怎么吃饭呢？提前煮两升米，放一晚上，粥就坨成一块了，然后用刀切四块，早晨跟晚上各拿两块，就着咸菜吃，一吃就是三年。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由来。这个人就是范仲淹。再过13年，他考取了进士；再过43年，他写出了名耀千古的《岳阳楼记》。

本来他不该有机会，但是现在有了。

就在这一年，朝廷的两个宰相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首席宰相李沆把女儿嫁给了新科状元，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位“连中三元”的王曾；副宰相，也就是参知政事王旦，把女儿嫁给了一位新科进士韩亿。家里人反对的时候，王旦说，时代不一样了，“你们看不懂的呀。”这两位女婿，都是家世并不怎么显贵，甚至还都是拖儿带女的鳏夫。

他们本来也不会有这样好姻缘的机会，但是现在有了。

宰相李沆，参知政事王旦，都是当时朝堂上的重臣。他们已经感知到了春江水暖，已经看到了时代的大转向，以及一波新人物不可阻挡的崛起。

这里是公元1002，大宋咸平5年。我们下一期，1003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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