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根

秦岭深处的月亮总是带着一股子寒气，像淬了冰的镰刀，把王家坳的土坯房割得七零八落。那年冬天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四个半大的小子挤在王老五家漏风的灶房里，围着一碗快要凝住的猪油拌饭，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煤油灯里撞成一团。

“我姐说，深圳的楼比咱村后的老槐树还密。”狗剩扒拉着碗底最后一点油星，冻得通红的手在衣角蹭了蹭。他爹前阵子上山采药摔断了腿，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十五岁的少年眼里已经有了和年龄不符的沉郁。

“密有啥用？能当饭吃？”柱子嗤笑一声，却把自己碗里唯一一块没化的猪油拨给了狗剩。他是村里唯一读过初中的，书包里还揣着本卷了边的《三国演义》，总说要学刘关张桃园结义。

石头闷头嚼着冷硬的玉米饼，突然把饼子往桌上一拍：“明儿我跟你们走。我娘留的那点钱，够买四张去深圳的火车票。”他娘上个月肺痨刚走，坟头的新土还没冻实，这话说完，灶房里只剩下柴火噼啪的声响。

最后一个开口的是老马，他一直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像在看什么遥远的东西：“我爷说，人挪活，树挪死。咱四个，死也得死在外面。”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红布包，里面是四个磨得发亮的铜锁片，是村里老匠人为他们四个出生时打的，据说能辟邪。他分给每人一个，“戴着，到了那边，别认不出兄弟。”

那天夜里，四个少年揣着铜锁片，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离开了王家坳。山路上的积雪被他们踩出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盖住，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

鹏城

1998年的深圳像个烧红的火炉，空气里飘着汗水和海水的味道。四个少年挤在城中村一个不足十平米的隔间里，白天在工地上扛钢筋，晚上就着路灯卸集装箱。狗剩的肩膀被压出了紫黑的瘀青，柱子的手被钢筋划破，伤口结了痂又被磨破，石头总在半夜咳醒，老马的脚磨出了血泡，走路一瘸一拐。

但他们眼里有光。每次发了工钱，四个人就坐在路边摊，点一盘炒田螺，两瓶啤酒，把钱凑在一块儿数。狗剩算得最清，一分一厘都记在烟盒背面；柱子负责保管，藏在床板下的砖缝里；石头总是说先寄点回家，老马则默默把自己的那份多分出来一些。

转机出现在一个暴雨天。工地上的工头卷着工资跑了，几十号工人堵在项目部门口讨说法，只有他们四个没去。那天柱子在工地捡到一张被雨水泡烂的图纸，上面画着某种零件的设计图，他蹲在雨里看了三个小时，突然拉着另外三个人说：“咱不干体力活了，咱干这个。”

他们花了三个月，把所有积蓄都砸进了一个废弃的仓库，买了三台二手机床。狗剩跑遍了深圳的五金市场，把所有能找到的零件都买回来研究；柱子趴在图纸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把那张烂图纸还原了出来；石头每天啃着最便宜的面包，守在机床前，一遍遍地试做；老马则背着样品，在各个工厂门口蹲守，被保安赶了无数次，终于谈成了第一笔订单。

第一笔货款到账那天，他们买了只烤鸭，在仓库里喝得酩酊大醉。狗剩哭了，说他爹的腿有救了；柱子把《三国演义》撕了一页，用火点着，说要烧给关二爷看；石头默默给娘的坟头方向磕了三个头；老马把四个铜锁片用红绳串起来，挂在仓库的房梁上。

“咱就叫‘山根’，”柱子举着酒瓶，脸涨得通红，“不管走多远，根都在山里。”

裂痕

十年后，“山根集团”成了深圳有名的制造业巨头。狗剩是副总裁，管着采购和供应链，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办事处；柱子是董事长，办公室在顶楼，落地窗外是连绵的写字楼；石头是技术总监，实验室里的设备比当年的仓库还值钱；老马是财务总监，公司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他的手。

他们不再挤在仓库里，各自住进了带泳池的别墅。但每年除夕，还是会凑到一起，像当年那样，点一盘炒田螺，只是啤酒换成了茅台。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是狗剩第一次接受供应商的回扣时，或许是柱子在董事会上否决了石头提出的研发计划时，或许是老马把公司的钱偷偷转到私人账户时。

最先撕破脸的是狗剩和老马。那年公司准备上市，审计时发现采购账目有问题，老马拿着证据找到柱子，说要把狗剩送进去。柱子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了三天三夜，出来时，老马手里多了一张五百万的支票，狗剩则被调离了采购部，改管后勤。

“你忘了当年在工地，是谁把最后一个馒头分给你的？”狗剩在酒桌上红着眼问老马，手里的酒杯捏得发白。

老马冷笑一声，给自己倒了杯酒：“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何况咱只是同乡。”

石头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越来越少露面。他研发的新技术被柱子压着，理由是“风险太大”。有一次他闯进董事会，把样品摔在桌子上，吼道：“这是咱起家的根本！你忘了当年在仓库里是怎么熬过来的？”

柱子坐在老板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石头，时代变了。现在不是靠技术吃饭，是靠资本。”

那天石头摔门而去，再也没回过公司。他在郊区租了个小院，种了点菜，像当年在王家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人说他疯了，放着亿万家产不要，跑去当农民。

崩塌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土地。那年深圳规划新区，“山根集团”手里有块地皮，价值几十个亿。狗剩联合了几个董事，想把这块地低价转让给自己的公司；柱子想拿地去抵押贷款，扩张海外业务；老马则暗中联系了竞争对手，想把消息卖个好价钱。

他们在董事会上吵了三天三夜，当年的铜锁片早就不见了踪影，房梁上的红绳也不知被谁扔了。狗剩摔了杯子，说柱子独断专行；柱子拍了桌子，骂狗剩吃里扒外；老马坐在角落里，慢悠悠地说：“要不，咱把公司分了吧。”

分公司的过程像一场惨烈的拉锯战。他们互相举报，把对方的黑料捅给媒体，甚至动了手脚。狗剩的儿子在上学路上被人绑架，虽然最后被救了回来，但孩子吓傻了，见了人就哭；柱子的老婆卷着他的钱跑了，留下一张离婚协议；老马的女儿在国外留学，突然被学校开除，回国后发现护照被吊销，成了黑户。

石头被请回来调解，他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墙上那张四人年轻时的合影——四个穿着工装的少年，笑得露出牙齿，身后是堆满零件的仓库。

“还记得这张照片吗？”石头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那年咱刚接到第一笔大订单，狗剩说要拍张照寄回村里，让乡亲们看看，咱没给王家坳丢人。”

没人说话。柱子盯着窗外，狗剩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老马掏出烟，却半天没点着。

“分吧，”石头叹了口气，转身往外走，“分了，就都解脱了。”

公司最终还是分了，只是分崩离析。狗剩的公司卷入了偷税漏税案，他被判了十五年，进监狱那天，只有石头去送了他，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当年那个铜锁片。

“好好改造，出来了，我陪你回王家坳。”石头说。

狗剩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柱子的海外业务失败，资金链断裂，别墅和跑车都被查封。他站在街头，看着曾经属于自己的写字楼，突然想起当年在工地，他和石头挤在一个被窝里，石头说等有钱了，要给村里盖所学校。

他给石头打了个电话，接通后却不知道说什么。

“我在盖学校，”石头在电话那头说，“就在咱村东头，用的是当年你送我的那笔钱。”

柱子挂了电话，蹲在路边，像个迷路的孩子。

老马把所有钱都转到了国外，准备带着女儿跑路，却在机场被拦了下来。他女儿看着警察带走父亲，突然说：“爸，我想回王家坳。”

老马愣了一下，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

余烬

五年后，石头去监狱看狗剩。狗剩在里面表现很好，减刑了，还有两年就能出来。他瘦了，但眼神干净了很多，不像当年那个在酒桌上红着眼吼人的副总裁。

“学校盖好了，”石头给他看手机里的照片，崭新的教学楼，操场上有孩子在跑步，“柱子在那儿当老师，教孩子们数学。”

狗剩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他那脾气，能教好孩子？”

“能，”石头也笑了，“他现在说话轻声细语的，比谁都有耐心。”

“老马呢？”狗剩问。

“在云南的一个寺庙里，出家人说他尘缘未了，让他在那儿扫地。”石头顿了顿，“上个月他托人捎信，说想回王家坳看看。”

狗剩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铜锁片，用袖子擦了擦，又放回口袋。

离开监狱时，石头接到一个电话，是老家打来的，说老马回来了，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不肯回家。

石头赶回去时，夕阳正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老马坐在树下，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僧衣，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看见石头，他慢慢站起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回来了。”他说。

石头点点头，没说话，只是走过去，和他一起坐在树下。远处传来学校的铃声，孩子们的欢笑声顺着风飘过来，很轻，却很清晰。

“当年咱四个在这儿，”老马突然开口，声音沙哑，“你说要去深圳，狗剩说要挣钱给爹治病，柱子说要学刘关张，我……我想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都过去了。”石头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不去啊，”老马哭了，老泪纵横，“我总梦见那年冬天，灶房里的煤油灯，还有那碗猪油拌饭。”

月亮升起来了，还是像当年那样，带着一股子寒气。石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四个铜锁片，除了狗剩那个，其他三个都找回来了。他把老马的那个递给他，老马接过来，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白了。

“等狗剩出来，咱四个还在这儿聚聚，”石头说，“我请你们吃炒田螺。”

老马点点头，眼泪掉在铜锁片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远处的学校里，柱子正在给孩子们讲题，声音温和，像山涧里的流水。

山根还在，只是有些人，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