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平时阅读的史料也不少，当然了，大多数还是正史，关于年号，一般来说，新皇帝即位改年号这是理应的事，没改的沿用前朝的才是特殊的情况。至于同一个皇帝为什么在位年里频繁的更换自己的年号，有时跟皇帝的个人喜好有关，有时跟国家、皇帝、政权阶级内部在年号交替之际出现了一些局势上的变动、需要改年号以适应新局面有关，比如有的皇帝在很小的时候即了位会使用一个年号，等到长大亲政时会更换年号，以说明新局面的诞生，比如宋哲宗和宋仁宗。明朝是从朱元璋开始，皇帝个人改年号的意愿不再那么强烈，因为改来改去确实很麻烦，身后的皇帝也就形成了习惯，也不去多想，就不改了这样。想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就是习惯。 短命皇帝就只有一个年号，甚至没有年号，如后周的柴荣和他的儿子用的年号都是郭威的显德再如元代的宁宗用的是前明宗的至顺。还有一种情况是前一个皇帝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年底，他的继承人往往沿用他的年号，到第二年才改元。如辽景宗死时为乾亨五年，他的儿子圣宗又沿用了乾亨五年。 到明清时基础上皇帝都是用一个年号纪年，例外只有两个，一个是明英宗朱祁镇，由于土木堡之变被俘，南宫复辟改年号天顺。另一个是皇太极，一是天聪，是国号仍为后金时，他作为大汗的年号；二是崇德，是他改国号为大清之后，宣布与明王朝平起平坐后的年号。 至于明清两朝只用一个年号的原因，我肤浅的认于年号所表达的意思，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年号的可用字很少，因此重复再所难免。用的次数最多的是建兴，先后竟用了11次。不仅不同朝代如此，就是同一朝代也有。唐高宗李治用上元，唐肃宗又用了，西晋惠帝一个人就将永安重复用了两次。二是年号太多难免有导致纪年混乱之弊。由于年号是封建国家的纪念方式，改变年号必然要对公文、奏章及史料记载等进行更改，将花费大量社会成本。特别是在非统一中央王朝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如清高宗在审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了宋叶隆礼奉敇编的《契丹国志》存在种种问题，其中年号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纸谬。”，在十六国时期，有一年竟然同时有10个年号出现，其混乱可想而知。三是年号代表着政权，年号的改易也代表着政权的倾覆。明清鼎革之际，尝有文人借明朝年号的消亡表达对明朝的思念，如散曲《击筑余音》第十六段写道：“一霎时南人胆摇，北人志骄，长江水躁，钟山气消，已不是汉人(一本作“大明”)年号。” 正由于一个年号代表着一个政权，一个年号的兴替代表着一个政权的兴替，因此在年号的使用上，也往往体现出人们的 政治态度。因此不轻易改变年号。